任弼时早年三篇佚文考析

笔者近来在查阅老报纸时发现，1924 年11月20 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刊登了“少年国际五周纪念特刊”的一组文章，共四篇，题目依次是《今天是什么纪念日》《少年国际五年来的经过和成绩》《少年国际四次大会的经过和其内容》《东方青年运动》。根据文章的署名、内容等相关信息，在查阅目前已经出版和发表的各种与任弼时有关的文献资料后，笔者经过分析认为，这组文章中的前三篇应为任弼时早年佚文。

一、从作者署名看

这三篇文章的作者，《今天是什么纪念日》署名为“弼时”，《少年国际五年来的经过和成绩》署名为“闢世”，《少年国际四次大会的经过和其内容》署名为“伯林斯基”。通过查阅和对比1924 年至1928 年间任弼时的有关文献，笔者认为，这三个署名均为任弼时的笔名。

（一）“弼时”系直接由任弼时的本名而来。在文献中，任弼时发表文章曾多次署名为“弼时”。仅在1924 年和1925 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就有《苏俄经济政治状况》《列宁与十月革命》《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列宁主义的要义》《李卜克内西》《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马克思主义概略》等多篇任弼时的文章署名为“弼时”。此外，他还以“弼时”的署名在1925 年第4 期的《新青年》上发表过其所翻译的列宁的《中国战争》（现译《对华战争》）一文，1928 年在《无产青年》杂志上发表过《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等文章。

（二）“闢世”为“弼时”的谐音。1942年10 月，中共中央编印的整风运动学习材料《六大以前》文件集，在所收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一文题目下方特别注明：“闢世（任弼时），1926 年5 月30 日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12 期。”该书出版时任弼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闢世”即任弼时，是确定无疑的。

此外，查阅相关文献，任弼时以“闢世”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多。例如，《任弼时年谱》中记述：1924 年10 月18 日，“在《中国青年》第四十九期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经查《中国青年》该期原始版面，这篇文章的署名即为“闢世”。

《任弼时年谱》还记述：1924年 11月 8日，“在《中国青年》第五十二期（苏俄革命纪念特刊）上发表三篇文章”，即《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经查原版，发表在同一期上的这三篇文章，《列宁与十月革命》和《苏俄经济政治状况》的署名是“弼时”，《苏俄与青年》的署名为 “闢世”。

此外，《任弼时年谱》记述：1924年 11月，“翻译的赤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所写《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一文，刊于《中国工人》第二期”。经核查原文，此文署名也是“闢世”。

还有 1924年 9月在《团刊》第12期上以 “闢世”署名的《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一文，其作者也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撰写的《任弼时传》一书注明为“闢世（任弼时）”。

（三）“伯林斯基”是由任弼时俄文名字 Бринский的音译而来。Бринский这个俄文名字是任弼时 1921年 8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起的。对此，与任弼时一起入校的同学肖劲光后来回忆说：“刚入学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俄国名字。我叫查戈洛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肖劲光作为知情人，将 Бринский的中文译音写作“布林斯基”，应该是可信的。任弼时在 1925年担任中国共青团组织部主任和代理总书记期间手签的多份团中央通告，署名都写的是俄文 Бринский。“伯林斯基”应是 Бринский的另一种音译。

二、从任弼时当时的职务和工作看

《今天是什么纪念日》《少年国际五年来的经过和成绩》《少年国际四次大会的经过和其内容》这三篇文章都集中于一个主题，就是“少年国际”，即青年共产国际。那么，这样主题的文章的作者最有可能是谁呢？从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代表情况来看，任弼时是最有可能的人选。

（一）任弼时刚刚参加了 1924年 7月 15日在莫斯科开幕的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熟知这次大会的议程和内容。在三篇文章中，《今天是什么纪念日》和《少年国际五年来的经过和成绩》两篇都比较短，约为 800字和 1300字；《少年国际四次大会的经过和其内容》一文比较长，约 4200字，其中论述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篇幅最长，约 1600字。而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共有四名成员，任弼时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人为卜士奇、王一飞和彭泽湘。

在这四人当中，会后王一飞和彭泽湘仍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及时给上海《民国日报》供稿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也不可能有“伯林斯基”的署名。会后，卜士奇和任弼时回国，其中卜士奇的俄文名叫普罗列塔里耶夫（Пролетариев），他虽然也写过青年共产国际方面的文章，但所用的笔名都是“世畸”。

因此，在《民国日报》上刊文详细介绍青年共产国际四大议程和内容且署名为“伯林斯基”的人，最有可能的是任弼时。

（二）任弼时在苏俄留学期间从事青年团领导工作的经验和才干，使得他成为最有资历和能力详细介绍青年共产国际的人选。早在1920年 8月，任弼时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1年 8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后，他担任该校中国班青年团（即“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支部执行委员，从此与青年团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在 1922年 3月他本人填写的《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中，不但记载着他曾经“讲过了俄国少年共产党（即俄国共青团）”的课程，并且还就如何开展“中国少年运动（即青年运动）”提出了系统意见，认为青年团工作首先是要在青年中进行“文字的宣传”，其次要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使青年获得觉悟而“加入革命运动”。

他还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上各种思潮和政党此起彼伏的状态，提出了要“切防坠入空想的无政府的趋势及其他政党”的告诫。留学期间，他不但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参加过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 7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1922年 1月）和共产国际四大（1924年 6月）。

正是这样的经历和才干，使他成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重要人选，也使他最有资格和能力成为详细介绍青年共产国际历史、现状和历次会议精神的人选。

（三）任弼时回国后被中共中央派往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参与宣传和领导工作，身上肩负着贯彻和宣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精神的职责和使命。任弼时于 1924年 8月回到上海，9月即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工作。9月 25日，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会议，在会上报告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青年团中央局决定在宣传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编辑部，指定任弼时等七人为编辑员，负责撰写关于青年团和青年运动的稿件。从 10月中旬开始，任弼时开始参与筹备共青团的三大，接连出席团中央的常会，10月下旬开始成为团中央常务工作的主持人之一。

他当时肩负的这诸多重任，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过宣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精神，把青年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建团原则贯彻到即将召开的共青团三大之中，进而推动中国青年团的建设。他于 1924年 9月在《团刊》上发表的《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10月和 11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和《苏俄与青年》等文章，都是围绕着这种职责和任务而撰写的。这样来看，他接着在 11月撰写并发表三篇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文章，也便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了。

三、从文章的思想内容看

如果把这三篇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文章与任弼时其他论述青年团建设的文章作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其中所论述的内容和所体现出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如下四个观点上。

（一）关于青年团是为无产阶级及其被压迫青年谋利益的群众组织。这是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建团原则，体现了青年团组织的性质和任务。任弼时深谙这一原则，在 1922年 3月填写的《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中，就表达过“希望俄国极力使第三国际去联络全世界无产阶级，催促他们的革命早成功”的愿望。

在此前发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中，他明确阐释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

这种论述，在主旨和语义上与《少年国际五年来的经过和成绩》中指出的“青年团体，是真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青年组织”，以及《今天是什么纪念日》中指出的青年共产国际是“被压迫的青年为谋自己利益所组织的一个国际团体”，是比较一致的。

（二）关于青年团的责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去按照党的政策而活动。这是任弼时在团的政治建设方面特别坚持的一个建团原则。本来，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曾提出，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这种团体“不仅在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而且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

青年共产国际的这种主张，对于尚未建立革命党团组织的国家来说是适宜的，但是对中国这样早已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国家而言却是没有必要的。关于这一问题，任弼时提出了鲜明观点。他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时就明确提出不同意在中国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治色彩的青年组织，回国后又在 1924年 9月发表《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一文，明确阐述“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认为如果成立一个“独立的青年政党”，“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将更大矣”。

与这一观点相契合的是，《少年国际四次大会的经过和其意义》一文只引述了青年共产国际关于青年团的责任是“在共产党指挥之下，去按党的政策而活动”，而没有提及关于组织独立青年团组织的内容。这一带有明显故意的遗漏，也从一个侧面为此文出自任弼时之手提供了参考和佐证。

（三）关于青年团要以列宁主义化的精神来开展思想建设。《少年国际四次大会的经过和其意义》一文指出，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提出了“青年团列宁主义化”的任务，并提出两个口号：一个是“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旗帜”，这是要求青年团学习和掌握列宁主义原理；一个是“列宁主义——是我们的工具”，这是要求青年团学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列宁主义。把列宁主义作为团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任弼时的一贯观点。

例如，他在 1925年 1月共青团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写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指出：“本团第三次大会亦提出‘学习列宁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形式虽不同，然其实质则一”，也就是要“按照列宁指示我们斗争方法的原则，以扩张增加我们进攻的实力”。这也是任弼时对青年团的思想建设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关于中国青年团要组织青年群众实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这是任弼时早年多次强调的关于青年团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在 1924年发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之下，做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是自己的本职。”而《今天是什么纪念日》一文指出：“中国已经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的青年是“受两层压迫——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走狗”。《少年国际四次大会的经过和其意义》一文也指出，中国青年团要“组织青年群众，实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这些论述都是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民众包括青年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来论述中国革命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青年团的任务是组织青年群众实际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后来在 1926年 5月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一文中，任弼时更加明确地指出：由于“中国民众还是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而急待解放的时期，目前重要的工作是国民革命”，因此，“青年团目前的职任，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领导本国民众，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来作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可以看出，这些论述的主旨和思想观点前后一致，并不断深化。

另外，经过笔者仔细查证，目前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任弼时的论著和各种文献资料，均未见收录这三篇文章的全文，而且亦未提及这三篇文章的署名。任弼时这三篇早期佚文的发现，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从文献史料角度来说，三篇佚文的发现为更加全面地了解任弼时的著述情况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弥补了以往文选、传记和年谱及其篇目辑录中的缺失。从思想内容角度来说，这三篇佚文，无论是对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还是对于党史、团史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材料。

（李曙新，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