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中的太公韬略

提到中国早期军事与战争智慧，绝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孙子兵法》。实际上，早在孙武之前五百年的西周早期，便已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兵书——《六韬》。《六韬》是西周崛起时期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私人对话的记录，后世许多学者因其流传中形成的一些问题而质疑该书，忽视了《六韬》重要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六韬》的主体内容确出于西周早期，该书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西周崛起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的认识。然而，由于历史的悠远与内容的敏感特殊，它遭遇了更多的颠沛与质疑，以至于直到今天《六韬》的声名都远不如“孙吴兵法”来得响亮。但它始终伫立在历史的幕后而未曾离开过，也隐秘地滋养着春秋战国以至后世的无数的军事家与战将。
       长期受质疑的古典军事著作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六韬》共六大篇，依次是《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全书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记录了两代君主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为政、治军选将、抗击殷商以及具体战略战术等各类问题。
　　然而，经历了战国的烽火、秦代的焚书坑儒、汉末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不少珍贵典籍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杳无踪迹。即使那些在中华文明中地位最为重要、流传最为广泛的经典，也因历史的剧变而模糊了本来的面貌。正因如此，唐宋以来的学者常会发现经典文献中的一些不合情理之处，进而对整部书的真实性质疑，乃至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
　　《六韬》也在被怀疑之列——后世学者发现《六韬》中的一些记述与商周之际的历史情景不符，比如书中关于骑兵战术的讲述十分翔实，但骑兵在古代中国战场上的大规模使用，则是战国时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以后的事情。因此，不少人进而否定《六韬》一书与姜太公之间的联系，于是提出了该书成书于战国、秦代、汉魏等种种说法，认为《六韬》仅仅是后世兵家托名姜太公而作。
　　在殷周更革的风云际会中，姜太公是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一位人物。《诗经·大雅·大明》中以充沛的感情描写了姜太公在武王灭商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三军阵前的统帅姜太公，仿佛雄鹰展翅翱翔天际。他辅佐我们的武王，讨伐那无道而强大的殷商，一日之间便扫清乾坤。留存在《诗经》中的这些篇章，典型地反映了姜太公在西周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
　　与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相仿佛，在周朝壮大以至反抗殷商的过程中，姜太公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与此相当，周代史官必然对太公的重要言论主动加以记录与整理。周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史官系统发达。对历史经验特别重视的周人不仅书于典册，甚至将最为紧要的“最高机密”内容铸造在“金版”上收藏起来，《六韬》就属于这样的“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的复杂与真实
　　殷周之际的历史动荡造就了文王、武王以及周公、太公、召公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和超凡智慧，一定深受周人的重视。《逸周书·大聚》讲到武王召专门的官员负责将周公的一些重要言语铸造在“金版”之上典藏起来，并且时常阅读。《群书治要》本的《六韬·武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太公曰：‘……屈一人之下，则申万人之上者，唯圣人而后能为之。’文王曰：‘善。请著之金板。’”周人将先王先圣的一些嘉言善语冶铸在铜板之上，足见人们对这类言论的重视。
　　史官对于文王、武王与太公讨论请教的记录，不难理解的是，其中一些内容关涉到反抗殷商暴政的谋划，最初都属于极小范围内传播的机要之事。直到后来，随着周王朝政权的稳固、制度的变迁以及教谕子弟的需要，这些内容才流传开来，汇编而成为《六韬》。
　　韬，即“收藏”之意，本指弓或者剑的套子。“韬”字本身就提示了《六韬》最初的隐秘性质。因为《六韬》与太公、史官、金版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它又有《太公兵法》《太公六韬》《金版六韬》《周史六弢》等种种别称。一些学者因为名称的多样而否定《六韬》连贯的历史，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六韬》其书的特殊性以及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六韬》的另一特殊性，在于它“兵书”的属性。以《论语》为代表的“思想性文本”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性文本”，其“作者”虽不明确，但在早期中国，人们很少会出于私心故意改动作品内容本身。而兵书这类“实用性文本”则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兵书如果不能适用于现实的战争状况，便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在后世不断的转写传抄之中，兵书都会做出一定的适应时代语境的修改。后世兵家学者为了自己的学说得到更好传播，往往也借助其权威性，将自己的一些看法假托在“祖师爷”身上。《汉书·艺文志》就指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可见当时已有假托太公的作品出现。这也就是今天《六韬》中为何存有骑兵战法这类后世内容的原因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深入与新材料的发现，进一步确认了《六韬》写作于西周早期的历史事实。譬如1972年银雀山汉简与1973年定州汉墓竹简先后挖掘出土，其中都出现了和《六韬》及“六韬佚文”相合的内容，学界基本一致认为这些竹简的书写时间在西汉初年以前。这些实物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六韬》的成书年代至少也要上溯到战国之世。秦汉、魏晋时代伪撰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更有学者指出，《六韬》不仅与《尚书》《逸周书》多有相合之处，甚至有敦煌遗书中唐人手抄《六韬》的记载，它也和周原甲骨中不见于其他先秦史籍的“衣（殷）王田至于帛”的记载相合。这都是后世兵家所无法伪造的地方。
　　《六韬》的主体内容与部分“六韬佚文”，已经被证明是出于西周早期的太公之言，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太公遗说”。这些内容，是太公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姜太公思想的最主要途径。
       不止于“兵”的“兵法”
　　礼乐刑政，皆是国之大端。军事与战争，是国家政治治理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后世如吴起、白起等无数战将谋士，虽然在沙场上所向披靡，但在政治与人生中终落得令人叹惋的悲惨结局。而太公作为中华兵学始祖，在三千年前便已清楚地认识到军事与国政大局的交互关系，在天下大势与人性之理的格局之中去理解与处理军事的问题。
　　《六韬》开篇记述文王与太公最初的相见，太公便明确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也预示了殷商破亡、周族兴起的根本原因。
　　《文韬》中有《明传》一篇，记载文王病重时太公为文王讲述“至道之言”，当时还是太子的武王也在场。文王要“明传之子孙”，足见这些言论的重要性。太公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太公特别重视“义”与“敬”，他说：“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如此这些记载，场面清晰生动，而且思想丰富深刻。
　　《汉书·艺文志》中将当时与太公相关的文献分为“言”“谋”“兵”三类，这也符合《六韬》一书整体逻辑的划分。《六韬》首先讲述了先王圣贤治理的经验、君臣民关系的处理、选人用人、守土卫国之方等内容，期待文王以学习先哲、养民爱民为先，修德务本，巩固自身。
　　在这些“言”之后，是“谋”的部分，这是谋划反抗殷商霸权暴政的准备阶段。《武韬·发启》承接前文修德的内容而向下继续行文：“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通过对形势的具体分析，太公强调以天下公义为追求，重视起义兴兵的正当性。《武韬·文伐》则讲述了非直接对抗状态下的斗争方法，篇末引出了“兵”的部分：“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此后，进而论述军事斗争中的一系列要点，这正是司马迁所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由此可见《六韬》全书结构上的严密齐整。
　　《六韬》在后世被视作兵书，但实际上其意义则远超乎军事领域之上。《六韬》滋养了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军事家与名将，并通过他们确立起了中华兵学的基本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在其指导下的商周之战，远非止一场战争的胜负而已，其背后是进步文明取代落后文明的统治，民本、厚德、崇贤的文明在神州大地确立起来，茁壮成长。通过《六韬》所展示的历史与太公智慧，人们能够看到中华先哲们苦心求索的坚实步伐。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传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