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人在华的野蛮狩猎

（一）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传教士、探险家、博物学家、商人、政客等，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热爱一项运动，那就是打猎。如果观察近代在中国的西方人，鲜有不爱打猎的，这和他们的狩猎传统有关。从中世纪到近代，狩猎是西欧和北欧宫廷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其中，英国人热爱打猎是出了名的，流行于王公贵族群体，他们的狩猎爱好源自一项射鹿运动。在所有猎物中，鹿是最尊贵的。自1066年诺曼底公爵占领英国，射杀麋鹿便成为王室表明身份的重要活动。对于猎手而言，能在狩猎中射到一头雄鹿是无上的荣耀。如果猎到鹿的人是国王，那他便会兴奋得用手沾满鹿血，涂抹到亲近的贵族脸上，涂在脸上的血不能立刻擦洗掉，要等到自然脱落才行。
　　在17世纪之前的英国，狩猎只是国王的特权，猎物又被称为“国王的猎物”，其他人哪怕藏有捕野鸡的工具，也会被冠上蔑视王权的罪名。英国历代君主几乎都痴迷狩猎，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尤其如此，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却个个都是优秀的猎人，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打猎中。其中詹姆斯一世最夸张，爱好打猎胜过一切，一天能连续在马鞍上待6个小时，他与民间的交往也多限于仆人、猎人和守林人。最后他死在了一次狩猎途中。
　　直到《1671年狩猎法》出台后，王室和骑士以上成员才都有资格在自家庄园和领地内拥有枪、猎狗、罗网等捕猎工具，狩猎遂成为整个贵族的文化。等到大型动物被射杀的差不多了，英国皇室又把目光转到了小型动物如狐狸身上，从19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场声势浩荡的猎狐运动风靡全英国，捕猎也从国王专有，变成在旧贵族、新贵族以及部分富有的中等阶级内部流行。
　　西方人之所以迷恋狩猎，除了这项运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外，他们认为狩猎还是一种训练作战能力的手段。抓捕猎物的过程还体现了男性的力量，是训练男子汉气质的完美运动。
　　在海外殖民地进行捕猎活动的欧洲人，尤其带着征服者的姿态，被喻为当时最有男性气概和魅力的一群人，不少探险小说里都塑造了这样的主角。
    （二）
　　近代来中国的不少西方人热衷猎捕大型动物。柯志仁是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在《蓝虎》中，他记载了自己在福建捕虎的经历。柯志仁在美国接受过专业的狩猎训练，擅长射击，来到福建后他一面传教，一面在福建的山区打猎，并将猎获的动植物标本送往美国的自然博物馆。
　　射杀老虎等大型动物困难极大，不仅需要枪、助手、猎狗等，还要承担一定的生命风险。在所有的捕猎游戏中，最简单的莫过于在一些淤积的泥滩、河岸两侧的低地伏击野鸡、野鸭等禽鸟。近代长江流域，有数量奇多的野鸡、野鸭、鹌鹑、松鸡、竹鸡等猎禽，为了能更多地捕杀这些动物，有人还专门撰写了狩猎手册。在当时最出名的莫过于魏德的《提枪驾船至长江》，书中对猎物种类、猎枪的使用、房船的构造等都作了详细介绍，是猎手去长江流域捕猎的必备指南。
　　说起猎枪，以前人们狩猎主要靠刀箭这些冷兵器，能捕获到的猎物规模有限，但自从火枪成为欧洲主要狩猎工具后，一切都不同了。葡萄牙人首先把火枪带到了中国，明朝名将胡宗宪在他的《筹海图编》里，记载了葡萄牙人把鸟枪带到浙江双屿港的过程，用火枪狩猎加速了西人对中国生态的破坏。
　　到长江流域打猎，房船也是其中颇为重要的工具。房船类似现在的房车，是享受旅游打猎的高级奢侈品。和普通船只不太一样，房船里有休息室、卫生间、厨房等，能容纳十几人生活，是大规模捕猎时重要的交通和装载工具。1873年上海有房船80余条，至20世纪初这个数字翻了1倍，因为当时射猎不再只是一项运动，还变成了商业行为。这些禽鸟一开始只是探险家们漫长路途上的辅助美味，随着近代海外市场需求的日益旺盛，它们遭到了狩猎者们不分场合和时间的围捕。
　　长江流域的雉鸡是猎手们最钟爱的目标。雉鸡别名也叫野鸡，是中国比较常见的一种野禽。亮丽的野鸡羽毛受到西方上流社会的追捧，阔太太们用羽毛做帽子、衣服和室内装饰品。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野鸡罐头味美、易保存，成为战场食物补给的重要来源，近代西方社会对野鸡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冷藏技术的提高又增加了野鸡肉的储存期限，为海上长途运输提供了可能性。19世纪下半叶，国际冷藏轮船运输出现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在技术等准备都完备后，西方人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野鸡灭绝活动。
　　上海怡和洋行的猎手1人1天可以捕猎540只野鸡，还面向市场广泛收购。仅仅1899年的一个夏天，镇江的一个洋行就运了17000只野鸡的皮毛。1907年，和记洋行在汉口正式成立，开始只是收购皮毛，后来他们发现有大量野禽是因为失去羽毛而丧生，而伦敦就是最大的野禽消费市场之一，便开始大规模地收购禽鸟，冷冻后再运往伦敦。1909年，和记洋行仅运送野鸭就多达16万只，1913年，运送的野鸡更多达50万只，长江中下游的鸟类完全被和记洋行控制。
　　西方人的狩猎活动对中国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许多地方曾经野鸡遍地跑，而短短几年后已鲜能看见。近代西方人在本国遵纪守法，来到中国却如同到了法外之地，人性的野蛮和残忍暴露无遗。被这种野蛮行径破坏的生态环境是全球人类共同的财富，近代西方人的“法外之地”心态更是对文明世界的毁坏，文明的构建极其困难，而破坏它却易如反掌。（李萝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