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儒化与清代大一统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王朝时期得以巩固和发展，与统治者推行全面的儒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在清朝统治的267年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既要面对中国传统“华夷之辨”观念对满族统治者所倡导的大一统强有力挑战，又要面对近代西方列强的侵扰对中国传统秩序的冲击。通过全面的儒化，清朝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一体格局得到巩固和发展。
　　满族建立的清政权能成功地统一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顺应时代潮流，善于学习汉民族传统儒家治国经验。从皇太极开始，历代统治者都越来越重视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运用，越来越明白“满汉一家”“天下一家”的意义，逐步接受并把儒家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所构建的大一统思想贯彻在治国理政各个层面，比如对传统官僚制度的继承，对统一国家的治理，对辽阔疆域的管理，并通过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特征，最终形成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皇太极时期的“汉化”政策
　　努尔哈赤起兵声讨明朝，标志着与明朝公开决裂，双方关系陡然紧张。到皇太极时，随着政治抱负越来越明确，他开始注意到必须处理好“汉化”与“首崇满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汉人最了解汉人，要让汉人举荐他们熟悉的汉人，为国家效用。皇太极开始注意发挥原明朝汉族文武官员的作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来降，都受到皇太极隆重的礼遇，满洲八旗之外又设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他称帝后，仿照明朝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等中央辅政机构，他仿汉制设立学校，传授儒学知识，开科取仕选用汉官。在百姓管理上要“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缓和与汉族、蒙古族的关系，“朕于满洲、蒙古、汉人，不分新旧，视之如一”。皇太极的这些措施，为清朝走上大一统国家奠定政治基础，为大一统实践的主体构成了强有力的集权政府，保证了国家管理所需要的知识精英，为大一统政局提供了不竭的领导保障，也有助于稳定由满、蒙、汉等群体共同构成的社会秩序。皇太极在入关前的汉化措施与大一统思想的实践，成为清兵入关的基础保证。
　　多尔衮和顺治时代“满汉一体”的构建
　　入关初期，是清朝一统天下、安定社会和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关键时期。入关时清廷已拥有东北地区、漠南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大部，以及华北和江淮的大部分疆土，在与南明和农民军余部角逐天下的过程中，需要稳定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从理论上对清政权作出合法性解释，入关后必须尽快完成“满汉一体”的构建问题。
　　多尔衮继承了皇太极时代对满汉关系的阐释，强调“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入关之时打出了“底定国家，与民休息”的旗帜，表示要继承汉民族传统儒家思想和政治伦理，多尔衮还亲赴曲阜祭奠孔子，希望通过儒家治理思想，尽快稳定秩序，解决棘手的问题，这从三次科举考试内容可一窥究竟。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壬戌首次殿试问的是王道之始；四年三月丙辰补行会试，殿试时问的是：如何得真才，如何防止劣绅欺压乡里，兴兵作战与减轻赋税如何两得？第三次会试在六年四月庚子，殿试时问的是：满汉为一体问题，与民休息之法，不动兵革何以化盗息民。说明他很关心“王道”“满汉一体”等，想听一听读书人怎么说。他重用汉官，下令明朝原来在京的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到重要部门的工作，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行政经验，儒家思想运用于国家管理之中，多尔衮呈现出汉人保护者姿态的一面。然而，由于战局的紧张和时局的复杂，入关之初的儒化道路艰难而曲折，多尔衮的政策还招致许多满洲贵族的冷落、怀疑甚至是反对，满汉之间的矛盾一度激化。另一方面，多尔衮为了满洲贵族特殊的利益和个人的需要，在中原地区推行五大“恶政”（剃发、衣冠、圈地、投充和逃人），严重损害了广大百姓的利益，这引发了许多地区百姓的强烈反抗，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盾。
　　顺治亲政后，对多尔衮的行为予以纠正，继续加强满汉关系，顺治八年（1651年），遣官祭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及历代帝王陵寝，并到曲阜祭祀先师孔子。他公开宣称清政权就是“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以承袭中华道统者自居，打消世人对满洲非汉族身份而入继大统的身份疑虑，谋得治统的合法性，满汉一体关系也进一步强化。
　　康熙时代对“天下一家”的追求
　　康熙在位的61年，在清朝儒家化和大一统进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了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疆域一统，加强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康熙即位之初，满汉矛盾还非常突出，在汉化、儒化之路上最高统治阶层出现了反复和曲折，同时在南方有“三藩”威胁中央政权，西北有准噶尔部，东北有沙皇俄国，东南有台湾郑氏政权占据台湾，这些都对清王朝的大一统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康熙的文化修养深厚，有“理学天子”之谓。基于对儒家文化深刻的理解，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他在“清承明制”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下职官体系有继承和借鉴，有创新和发展，武以戡乱，文治太平，海内归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诏谕说：“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开始编修《大清一统志》，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到乾隆九年（1744年）完成，历时58年之久。“一统志”既是统一王朝的地理总志，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主权和大一统格局的体现，清以前的统一王朝多有编修，而清朝的修一统志就是中央以疆域辽阔对大一统思想空间上的最直接阐释，体现王朝国家的正统性、疆域观、民族观、国家观和天下观念，其意义在于将大一统思想融入国家的意识形态，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多元一体的模式成为儒家盛世的重要指标之一，完成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统一。康熙实现的不仅仅是“满汉一家”而是对“天下一家”的追求。
　　雍正和乾隆时期大一统新格局的完成
　　康雍乾时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的盛世——“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从恩蠲救济、发展生产，到摊丁入地、永不加赋，再到改土归流、安定边疆，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它们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然而，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清代的大一统仍然面临强有力的挑战。尽管清入关后无论是对道统、治统的倡导与实践，还是在广阔疆域上，对大一统思想都有充分阐释与实践，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对“华夷之辨”这一重要命题的阐释，是满族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难题。
　　清朝建立之后，努力重建王朝的正统观，诚如杨念群在《“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中所讲，清廷是以“统一”中国的业绩消解和克服宋明“夷夏之辨”歧视北方异族的思想倾向。康、雍、乾三朝均致力全国各民族的统一，清廷统治的正统性思想得到不断强化。康熙帝明确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份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功业。雍正旗帜鲜明地就“夷夏观”话题与汉族儒士曾静“公开”辩论，充分吸收并发展了儒学思想“华夷一家”的内涵、本质和要义；他从孔子的文化论出发，认为地域远近不是人与禽兽分野，而文化伦理纲常才是人与禽兽的界限，对其大一统思想作了更为全面的阐释。雍正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雍正还将《大义觉迷录》公开刊发，他主张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为一家，为世人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对大一统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更加成熟和包容。
　　清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构建，一直持续到乾隆朝，乾隆时下令查禁了《大义觉迷录》，再兴文字狱案，纂修了浩大的《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和极具扩张性的文化手段，掌控了儒家经典论著的解释权，建构新的大一统思想认识，完全主导了社会价值观，对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重塑和改造也最终完成，从而完成了大一统新体系的构建。
　　整体论之，清代的大一统思想是在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的解释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比较而言，清朝统治者“累朝之统绪相承”的思路，比前代更强调继道统而新治统。清代的帝王以承中华民族道统者自居，以示自己承继了道统和治统，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清朝统治儒家化，实现了以儒学统摄四方、安抚天下的目标，构建了大一统的多元社会，很好地解决了中央与边疆的统一问题，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边疆民族大一统。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发展。雍正倡导的“摒弃华夷之辨，强调合中外为一家”的大一统民族观念，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儒家核心观念，承认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能尊重这种多样性，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理顺了政治关系，从而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性。在辽阔的疆土上，中华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交流，不断融合，增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彭勇 王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