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陈望道

 192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助力和领导下，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宣言》的问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本著作也被人们誉为“红色中华第一书”。周恩来一生坚守信仰、理想坚定，留下了许多与《共产党宣言》及陈望道的佳话。
       一生信仰终身学习
　　周恩来是我们党较早接触、学习并运用《共产党宣言》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10月，周恩来撰写长篇通讯向国内揭露勤工俭学生遭迫害的境况，文中就强调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末句句意：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1926年，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提出我党应及时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再次引用了《宣言》中的内容：“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只要一有空，他就拿出来学习，并用来指导当时具体的革命实践。1936年，周恩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至今，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还展陈着1943年12月周恩来在延安时期读过的其签名版《宣言》。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五四运动后的一个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握着陈望道的手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每次开会见到陈望道，总要问及《宣言》。陈望道回忆：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总理就用英文和我交谈，对《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和我商讨翻译上的一些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一份友谊肝胆相照
　　正因为深受《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它的首译者陈望道也格外关心关爱。
　　抗日战争期间，西迁至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享有“夏坝的延安”美誉，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人士，陈望道便是他们的代表。当时正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十分关心复旦大学的统战工作。他不仅指示南方局青年组在复旦设立“据点”领导学校的对敌斗争，还常常记挂复旦的进步教授。1940年9月23日，是陈望道终生难忘的日子。“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想亲自来校看望我们，但他考虑到当时的重庆到处是白色恐怖，特务、密探横行，担心来看望我们后，国民党找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麻烦，甚至大打出手，故特地托人捎信来问：我想来看看你们是否方便？”陈望道等在碚的学者们知道周恩来要亲临学校看望大家，高兴极了，深为周恩来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关心专家们人身安全的做法而感动，心里更加迫切地希望亲眼见见周恩来。“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请转告周先生，我们欢迎他公开来。”陈望道回忆。
　　周恩来得到回讯之后仍考虑到当时环境的险恶，就特意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北温泉数帆楼。当天他和邓颖超与陈望道等专家学者们共进了午餐，同大家讨论了时事，表明了我们党的主张。过了很多年后，陈望道仍撰文评价道：周总理亲临北温泉看望我们，充分体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无比关心，“消息传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2年2月底，一次陈望道作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海内外著名学者应邀在虹桥机场出席外宾迎送仪式。那天虽春寒料峭，81岁高龄的陈望道还是早早来到机场，站立在迎宾的队伍中等候。此时，同样早已来到机场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便疾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询问其身体状况，嘱咐他多多保重。随后，周恩来对身旁外事组的干部说：“望道同志年纪大了，到机场路远，很累，以后不要通知他到机场迎送外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一世惦念临终关怀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由于年代久远、岁月动荡，加之当时仅印刷1000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踪影，周恩来一直十分牵挂。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罹患重症、坚持到会的周恩来还急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已找到首印本，并殷切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总理期待的目光，摇了摇头。周恩来遗憾地表示，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陈望道译的首个中文全本《共产党宣言》在山东省广饶县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促使他树立一生信仰的书了。
　　如今在复旦大学《宣言》展示馆二楼陈望道曾经用过的书桌上，还能看到一张邓颖超给陈望道的回函，这封便笺上写道：“陈望道同志：你的信笺和著作，早已收到，谢谢你，并希谅迟复。你住华东医院，是否身体违和？请希保重，祝你早日痊愈！专复致以革命的敬礼！邓颖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原来，1975年3月陈望道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得知周恩来病重住院、不能参会，即请邓颖超同志转达问候，回沪后又致信周恩来询问病情，随信寄了一本1975年再版的代表作《修辞学发凡》，不料几个月之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与世长辞。时隔10个月，邓颖超仍不忘回函，既是致谢、又是代周恩来对陈望道表达关心和慰问，彼时的陈望道经历了一场大病，亦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短短的纸笺，再一次印证了两位革命先驱的珍贵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