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建政台湾的不朽功勋

360年前，郑成功以明朝藩王的名义，率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这件事奠定了郑成功“中华民族英雄”的崇高地位。然而，在国际殖民势力猖獗和国内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仅仅军事占领并不能一劳永逸，与武力收复同样重要的是按大明体制建立台湾地方建置，进行行政管理。这是确保台湾在版图的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

过人的战略眼光

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最早观念，是中国东南“门户”，由设在澎湖的官方机构进行管辖。郑成功收复台湾，师出之名是行使对台湾故土的主权，战略意图是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因此，对于武力上收复台湾和行政上管理台湾，郑成功都有深思熟虑的韬略。

郑成功大军登陆台湾后，迅速形成对荷兰人盘踞的台湾城和赤崁城的分割包围之势，经过激战，不久就打下赤崁城，随即下令：将已经收复的赤嵌地方改为东都明京，台湾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二县，县之下有乡级建置，称为社；澎湖原已设镇守游击，现升为安抚司，安抚使为武职地方官，兼理军、民两政。于是，一府二县成为中国正式设治台湾本岛最早的地方建置。天兴、万年之名，寄托着郑成功对明朝复兴、国祚永续的期望。

郑成功在台湾设郡县时还是大敌当前，台湾城里还盘踞着荷兰重兵，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堡和充足的粮食、弹药储备，准备顽抗到底。可以说，更加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军务倥偬，郑成功何以不待台湾全面收复以后再来统筹地方行政建置，而急于在战事正紧的间歇中去设置郡县？

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当时在郑氏集团内部以及整个反清阵线，对于收复台湾的思想并不统一。一些人或基于对明朝的“愚忠”，希望郑成功挥师内地，与清军周旋到底，以求翻转局面；或囿于金、厦弹丸之地，以为足以纵横于海上，因此很难理解郑成功“开疆辟土，垂业万世”的战略意图，缺乏长期立足台湾的思想准备；有的将领到台湾以后，无视郑成功的严厉约束，竟然抢掠民间扰乱地方。设置郡县，则足以进一步表明郑成功以台湾为基业的决心，有利于整肃军纪，理顺军队与驻地民众的关系。

其次，随着驻台时间的迁延和到台军队的增多，军粮供应问题日益紧迫，尤其是初次攻打台湾城受挫后，郑成功改用了长期围困，“俟其自降”的策略。贯彻这一策略，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后勤供应，只有建立健全的地方行政工作系统，才能确保既不扰民又能得到物资供应。

因此，一府二县和澎湖安抚司的设立，体现出郑成功过人的战略眼光。

强化闽台一体格局

1662年2月，荷兰人投降，郑成功占领台湾城，又进行了一番政治建设。他“祭告山川神祇，改台为东都，附红毛城，置第宅居焉”，设立安平镇，管辖原台湾城周边地带，改名王城。不久，郑成功病逝，他儿子郑经进一步完善了台湾地方行政建置。

郑成功在台湾设立一府二县、澎湖安抚司、安平镇，除了整肃军纪、明确战略意图和解决军粮问题的需要，还与他在厦门的政权建设经验有密切关系。早在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就以抗清“东征西讨，事务繁多”，与部属商议仿权力中枢设立六官体制，并设司务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分管政治事务。后来，因有人谏议不宜僭设司务，改司务为都事。又增设六察官加强议政监察。

在地方行政建置方面，则将厦门从同安县辖下的中左所，升格为州级建置，称思明州，顾名思义，表示对明朝的忠诚。在此之前，已任命参军举人林其昌代理海澄县事。这就是说，思明州已是郑成功在大陆建立地方行政建置的实践，而海澄县知事的任命，也表明他对所控制地方行政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郑成功在金、厦抗清时，已建立起一整套从权力中枢到地方的完整的行政建置系统。收复台湾后，建立东都明京，增设一府二县和澎湖安抚司，只不过是其政权建设的继续。其时，闽粤浙沿海还有诸多地方，如南澳、铜山、崇武、湄洲、南日、海坛、三都、舟山、海门等岛，以及部分沿海陆地，都还在郑成功的有效控制范围内，这些地方加上金、厦、台、澎联为一体，便成为明郑政权的基本地盘。

闽台一体的建置格局，强化了两岸行政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台澎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郑成功充分利用了他的独特政治资源优势。一方面，他非常注重保持政权建设的正统性，对明朝宗室尊奉有加，对明朝遗老予以礼待，“军国大事，时咨问焉”，这让明郑政权的正统性得到广泛认同。

另一方面，他非常注意搜罗福建民间饱学之士，在厦门设立储贤馆、育才馆，招募地方精英，罗致政教人才。在官员任用方面，尽量多地使用福建科举人才资源，连横《台湾通史》写道，郑成功入台后，“士大夫之东渡者盖八百余人”。这些人才在后来台湾政治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刚刚从荷兰殖民统治下收复的台湾尽快实现祖国化、文治化、内地化，具有深远意义，乃至成为后世闽台一体的地方行政建置的嚆矢。

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湾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为强化台湾管理而增设的巡台道，还长期驻扎在厦门，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明郑地方建置的成果。

延续对台行使主权

早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初，明朝福建地方官员就注意到台湾海防门户的重要地位，采取许多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荷兰人占据台湾，福建一些官员一直都有不可让荷兰久驻，必须“用间方略，以靖余孽，以永奠南陲”的打算，民间有识之士甚至有“郡县彼土之议”，只因当时明朝内忧外患，一直不能将这些计划和提议付诸实施。明室南移后，反而使收复台湾的条件逐渐成熟。

郑成功作为南明栋梁，始终效忠于明王朝。他被隆武帝赐国姓，以“国姓招讨大将军”的名义行事，后来又尊奉永历帝号，受加封延平王，先后被赋予“许其便宜任用”官员，武职可至一品，文职可至六品，甚至可设六部主事的权力。他所实行的一系列中枢和地方建置，即使在中国正统的礼法中，也是名正言顺的。

郑成功所设六官体制，衍变自朝廷六部，称六官而不为六部，说明郑成功在处理尊奉明朝正朔和非常时期“便宜行事”的关系方面，是把握了较好分寸的，符合特殊时期谋求明朝复兴“分理庶事”的实际需要，不存在“僭越”的问题。明郑政权也不是“伪”政权，它与明朝的关系，是一种明确的君臣关系和政权延续关系。它到台湾后的一切政权建设，都仍具有明王朝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正因为郑成功能够自觉地维护这种正统性，他才能得到效忠于明朝的遗臣和知识社会的广泛支持。而当他以明朝“藩主”身份向荷兰殖民者索还台湾领土时，荷兰殖民者除了百般抵赖和武力抗拒外，在法理上也无法予以有效辩驳。

荷兰是较早开展海外殖民的国家，在殖民过程中没少遇到主权争议，因此荷兰人也较早对殖民扩张时代国际关系的处理原则进行思考。在西方国家，关于领土争议，很早就有“先到者有优先权”的格言，把这一格言引入国际法原则的，正是17世纪初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

因此，当初荷兰殖民者来到台湾，心知肚明台湾的先到者是中国人，台湾土地“属于中国皇帝”。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编造了一个“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的谎言，作为窃据台湾的理由。所谓皇帝“赐予”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利用了明朝福建地方当局暂时无力驱赶的事实，得以在台湾立足。当郑成功以明朝“藩主”身份率大军兵临城下，严正宣告要收回台湾故土时，荷兰人既无力坚守，在法理上也再无法理直气壮地抗拒。

因此，郑成功收复台湾并设立行政建置，是中国正统王朝行使对台湾领土主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明王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对国家固有领土的一份守持。这份守持的遗产，必将由中国后续的当政者所继承，而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也将永垂青史。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许维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