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发“五四”白话诗之先声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历任驻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黄氏工诗，尤其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其为“诗界革命”之杰，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赞誉其为白话文始祖。他的“革新之诗”以深邃的思考、广阔的视野为基础，反思清朝政治腐败、国贫民弱的原因，求索中国开明法治、富裕强盛的道路。矢志不渝而又曲折婉转的心路历程，令黄遵宪的文学变革主张和诗歌创作走向时代前沿，留下了革新思想和丰富经验。
    “通文字之用”
　　黄遵宪面对晚清文坛、政坛，针砭时弊，首先指出知识界、文化界中语言与文字脱离的弊病：“语言者，文字之所从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的严重脱离，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沟通交流方面的困难。他认识到晚清中国在语言文字教育上存在着不利于现代化的种种缺陷，如：方言歧出，语音纷纭，有碍普遍地交流；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不统一，语言呈萎缩、僵化之象；文字难认、难写、难知等，与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文化普及不协调。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以客家话的来源与发展为例，认为客家话源于中原古音古韵，与格律诗体式创作的要求相符合，于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文风最盛时期，操客家话的人们普遍能够作诗。黄遵宪认为这就是语言与文字相合利于普及推广的确证。
　　黄遵宪对于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有多重思考。一是语言与文字之间的源流关系，语言与文字何者具有第一性的问题。黄遵宪认为：“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语言为文字之源，言文一致，两者融会贯通。二是语言与文字分离的原因，语言因为地域不同、时代迁移而变异，语言灵活流动，而文字凝固稳定，语言与文字的分离在语言自身发展的内部变得不可避免。三是语言与文字相合的实用功能，“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对此，黄遵宪提出要以推广普及教育为手段，提高识文认字的能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培养新的国民，以求“皆能通文字之用”，强调文字必须回归到其作为信息记录与传播手段之功用。
    “我手写吾口”
　　“其述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为以我之手，写我之口云。”黄遵宪喜融新事物、言新思想于旧体诗中，既没有简单摒弃传统文学资源，也没有突兀张扬自我而撕裂传统与个人之间的历史连结，而是突出了书写者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与自主性，并以此为中心处理古与今、传统与个人、集体与个体、历史语言与时代语言、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述事”时不说空话套话、陈词滥调，应当确有其事、言之有物，强调对于当世当时的书写，强调对于“我”之所历、所闻、所见的书写，强调诗之“极尽求变”，反对“陈陈相因之语”，反对繁文缛节的文人习气，主张诗歌文章的经世致用。黄氏的全部诗学立场，在于书写者主体性的完整实现，批评泥古不化、受古拘牵。
　　为了使得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践行“我手写吾口”，黄遵宪率先把方言及其中的俚俗之语整合进诗歌。他倡导以“流俗语”入诗，“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黄氏深刻认识到了普遍的、群众的文学语言，是如何在历史的锤炼中化粗为精、变俗为雅的。因此，他对民间歌谣中的方言俚语极为重视，他深刻地指出：“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黄遵宪晚年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出要创制一种“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杂歌谣”体，并尝试创作了诸多具有崭新思想内容，而且表现形式极为自由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旧体诗向白话诗过渡的足迹。
    “精卫无穷填海心”
　　黄遵宪的一生，正处在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与政治变革在他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怀着满腔悲愤，将时代写入诗中，“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诗作。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黄遵宪题诗道：“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用犀利刚劲的笔锋，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贪婪野心和卑鄙手段，唤醒民众；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敌人践踏，看着洋人“载我金钱去，百帆复千箱”，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洋人横行，白银外流，黄遵宪在《书愤》中哀叹“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面对中日甲午之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他的爱国思想愈加炽烈，这一时期创作的一批诗歌，如《悲平壤》《东沟行》等诗篇，有入木三分的刻画，有猛烈无情的鞭挞，有愤怒的揭发和控诉，有深沉的爱和憎，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声裂金石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重要主题。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晚清，黄遵宪清醒并深刻认识到，只有变法才能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命运。为此他努力探索救亡道路，提出了鲜明的变法主张，推动了戊戌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他还与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宣传“地方自治”，参与创办宣传维新的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使湖南成为全国率先推行新政的维新典范。黄遵宪的诗歌忠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实记录了中国在那个历史阶段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表现了新时代的生活，新时代的要求，新时代的文化风貌、政治风云，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反帝爱国图新的精神。
    “吟到中华以外天”
　　黄遵宪作为外交活动家驰骋亚欧美各大洲之间，自谓“百年过半洲游四”，他的诗歌创作，拥有包罗中外的广博视野，不拘泥局限于传统风格，但讲求推陈出新，批评复古派“步步追摹，终不能自成一家面目”，讲求在艺术方法上继承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而在表现方法上“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不被定字定句的框子束缚住，勇于创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追求目标，努力要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黄遵宪诗中常出现蒸汽、电光、照相等时代性的事物，其意境的新颖和复杂，正是瞬息万变的时代和矛盾重重的社会的缩影。
　　黄遵宪的诗歌能以世界为视角审视人生与历史，将“诗史”精神熔铸进诗。他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推行的殖民政策和种族政策予以抨击，为世界上被压迫受奴役的民族伸张正义。另一方面，对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与关怀，表现对人类命运关怀的宽广胸襟。在《逐客篇》中，黄遵宪写道：“吁嗟五大洲，种族纷各各。攘外斥夷戎，交恶詈岛索。”对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种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弱小国家分崩离析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处于分裂状态之诸国人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切同情。
　　黄遵宪的文学变革主张与诗歌创作对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有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誉之曰：“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不仅高唱“诗界革命”，而且还擎起“文界革命”的旗帜，大力倡导“俗语文学”，将“文界革命”与思想启蒙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传播文明思想，是国民的起点，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文学思想有着潜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开辟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不能不说，黄遵宪的诗歌，是这一文学变革理论纲领最早的实践之一。（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