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兰：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

詹姆斯·贝特兰（中）在宋庆龄（右）上海寓所

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中国的一名英国记者，也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报道西安事变
　　1936年1月，贝特兰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同时兼任英国《每日先驱报》《泰晤士报》等多家报社的驻华特约记者。来中国之前，贝特兰已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贝特兰有缘结识埃德加·斯诺，使他“真正发现现代中国的转折点”，并深受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和爱国热情的感染，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充满同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随后，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经过长途跋涉，历经11天从北京赶赴西安进行实地采访。从12月27日开始，贝特兰进行了异常紧张的44天调查。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以志愿外语播音员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每晚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播报新闻，及时准确地向外界报道了西安的真实情况。在掌握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并与杨虎城、王炳南等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之后，贝特兰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肯定，称“经过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由于它所表现的责任感和灵活性而增加了新的声望”。
　　1937年，贝特兰依据掌握的一手资料，迅速整理并出版《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该书客观公正地介绍了此次事变的真实过程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成为唯一的外国人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是真正勇于担当的力量。正是这次西安之行，使贝特兰有机会接触到一支独特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他决定去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天地——敌后抗日根据地。
　　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友谊
　　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后，贝特兰和斯诺护送包括邓颖超在内的3名中共党员撤离。9月，毛泽东向贝特兰发出了访问延安的邀请，他成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邀请访问延安的第一位英国记者。驻留延安期间，贝特兰多次与毛泽东深入交谈，针对贝特兰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后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被人们所熟知。在贝特兰看来，毛泽东虽然不拘礼节，却有一种知识的力量和卓越的威仪。
　　此后，贝特兰不畏艰险，前往晋南八路军总部和由贺龙领导的120师驻地进行实地采访。在华北战线前沿地区，贝特兰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多位中共及军队高级将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被延安的蓬勃朝气深深吸引，更加相信中国抗日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随后，他写出《华北前线》一书，其中对华北战区整体情况和抗日战场部分战役的报道，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坚定了战胜日寇的信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他曾非常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人”，并发出由衷的感叹，“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所面临的艰苦条件后，未满30岁的贝特兰下定决心，要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事业。
　　参与“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1938年，受周恩来的委托，贝特兰需将一份有关八路军伤员医疗需求的报告带给正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他前往香港，积极参加筹建工作，作为宋庆龄十分信任的外国助手，贝特兰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坚定支持者。一方面，贝特兰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负责《保盟通讯》的英文版编辑，依据从华北前线带回的关于伤员需求的第一手报告，向外界全面介绍中国敌后战场医疗工作的现状，准确地描述了前线因缺医少药导致的各种困难和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贝特兰还前往英、美等国大力宣传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揭露日本的战略意图与丑恶本质，不辞辛劳地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筹募抗战捐款。
　　1939年6月，贝特兰亲自带领了一支由3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15000加仑汽油和600多箱急需的医药物资，前往延安和各个国际和平医院。贝特兰一行经昆明、贵阳、成都和西安，最终成功转运至延安，为中国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0年夏天，贝特兰在菲律宾建起“保卫中国同盟”分支机构，并发表演说为中国抗战寻求支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以志愿者身份拿起武器，战斗在保卫香港的第一线。在香港沦陷后，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被囚禁于战俘营达4年之久，在这期间虽身心备受折磨，但仍坚持写出《在战争的阴影下》一书。解放战争时期，贝特兰基于对中共的了解，坚信“中国共产党在农民中有真正的基础，它的军事和政治领袖都可以压倒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贝特兰仍旧关心中国事务，并继续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虽然当时他身处新西兰，但仍持续推进旨在支援中国的一系列活动，发起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并以新西兰海外援助志愿组织成员的身份，向中国福利基金会提供了宝贵的物资和医疗人员等方面的支持。1956年，贝特兰作为新西兰文化代表团成员应邀赴华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终于实现了重返中国的夙愿，与新中国领导人中的老朋友重新聚首。
　　贝特兰是中国抗战的重要亲历者之一，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患难的朋友。经过在中国的实地采访，他撰写的大量著作，客观记录了当时中国抗战真实状况，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灭绝人性与惨无人道，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行动，描写了中国人民在国破家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不屈抗争精神，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同时，这些作品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在寻求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创造出的史诗般成就的肯定，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正如他在献给其夫人的一首诗中所言：“我总能忍心告诉你，虽然这是我的真心实意，我的心有一半曾在中国，另一半在这里陪伴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