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小麦与水利文明

富国强兵
　　在派遣工匠郑国去秦国修建灌渠之前，韩桓惠王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的“疲秦之计”非但不能拖住秦国四面征伐的脚步，反而让自己的国家很快地被并入统一的天下版图。
　　表面上看来，韩国的计谋确实应该生效。无论在什么时候，修建庞大的灌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百里计算的水道需要全新开挖或者重新疏浚，渠道两侧需要适当加固以防止坍塌，用于提升水位或控制水流的一些堤堰水门往往需要以巨大的篾笼和柴捆为基，而放置它们的操作必须同时举数百人之力。类似的水利工程通常需要“发卒数万人”，需要大量耗费从各地调配而来的物资，这一切需要通过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且往往要持续数月、数年甚至十几年。在韩国的设想里，有多少民夫投入郑国渠的修建，秦国的军队就会减少多少数量的士兵；郑国渠的修建延续多长时间，秦国就将有多长时间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
　　始料未及的是，举秦国十年之力修建的郑国渠成功地把湍急的泾河水引向了开阔的土地。在远离渭河的关中平原北部地区，郑国渠带来的水源犹如甘霖般改造了盐碱化的黄土。“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与《管子》中提到的“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相比，郑国渠的灌溉让秦国的田地增加了数倍的产量。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
       集体协作
　　从关中平原出发的秦国军队，他们的粮食袋里装的主要是粟、黍，间有少许大麦、小麦、水稻和各种豆类。汉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气候整体变冷，水稻从北方逐渐退出，小麦后来居上，成为绝对的主力。就此，黄河流域以小麦为主，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主，中部地区稻麦兼作的谷物种植格局延续到了今天。
　　从单调的颗粒状麦饭华丽转身为百变的粉末状面粉，只是小麦从“备荒粮”转正的原因之一。小麦的产量和可食用部分占比都比粟、黍高，但它其实并不如后两者耐旱和耐寒。小麦的整个生长周期需要耗水400—600毫米，在播种、分蘖、抽穗、开花、灌浆等节点对水分的要求更高。与其说是因为人们爱上了小麦面粉强大的可塑性和丰富的口感，不如说是各地不断发展完善的灌溉系统支撑了小麦的广泛种植。
　　在南方，水稻的种植同样需要农业水利工程。在山区，雨季汹涌的洪水总是涌向低洼的盆地，继而冲向下游地区；在平原，湖泊和沼泽边的田地则常常淤积。人们需要最大程度地控制水流，以确保在不同的生长节点上，稻田中始终保持适宜的水量。
　　在降雨量较小的地区，人们“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或者人工修建水库；前者以在泾河大峡谷下游修建引水口的郑国渠为代表，后者则以宋元时期修建的西藏萨迦蓄水灌溉系统为代表（2021年，西藏萨迦蓄水灌溉系统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降水量较大的地区，灌溉系统通常兼具防洪排水功能，比如位于四川盆地的都江堰；或者旱期蓄水、雨季溢流的功能。以类似的大小水利工程为基础，中国农耕区的经济生产逐渐展开。
　　大陆性季风气候持续影响着中国的平原与丘陵，洪水和干旱始终困扰着辛勤耕作的农民。为了确保小麦和水稻等作物得到合理的灌溉，修建和维护各种水利设施就成为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刚性需求。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工程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在不同的地理范围下，宗族、村社或各级地方政府成为组织工作和群体凝聚力的核心。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映射的正是优秀领导者带领众人团结协作共建文明的文化基因。
　　工程化的水利系统使得水权得以相对明确。不同的集体之间可能会为了水源而发生矛盾；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共享同一水源的人们也会逐渐形成有章可循的用水契约。在汾河流域，自唐代开始，人们通过“三七分水”的水量分配方案维持着水资源分配的秩序。在黑河流域，清代采用分配用水时间的“均水制”来平衡上下游的用水权利。关于水权的乡规民约和政策法令构成了传统社会的法律基础。
       定居与交流
　　通过引水或排水设施的建设，荒野可以成为产出丰盛的良田。农田里的小道和灌渠，纵者称“阡”，横者称“陌”，由此，“阡陌纵横”的乡村便可以成为寄托乡愁的桃花源，但这也使得故土难离。除非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已经超出了应对的能力，否则，对于农民来说，离开完善的灌溉系统和已经明确的水权安排，重新开垦荒地或移民是一件风险很大、成本很高的事情。
　　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对于那些亟须安定下来的农业移民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充足的灌溉水源更有吸引力呢？西汉时期，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田，某种意义上就是灌区建设的代名词。从汉朝肇始，历经唐、宋、元几代的数次建设和当代中国的重新治理，黄河上游灌区凭借优异的农耕条件，一直是西北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在青铜峡下游，甚至拥有长期种植水稻的历史，堪比江南鱼米之乡。
　　从军事上说，“塞上江南”是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的兵家必争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宁夏和河套等灌区却是定居农业的一个展示窗口，也是农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
       技术进步
　　如果到访张掖、银川、呼和浩特等灌区城市，游客们会发现，当地的传统饮食呈现出鲜明的农牧混杂特色。生长于草原或盐碱滩的牛羊肉，跟小麦相搭配，可以形成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单。配合着各类传统或新进果蔬品种，大快朵颐的人们可能不会想到，呼和浩特的平均年降水量其实不到800毫米，而银川和张掖则低于200毫米，属于科学意义上的半干旱和干旱地区。从秦汉时期极大程度发展起来的灌溉技术和工程应用，构成了这些城市的骨骼和血脉，是地区发展活力的基本来源。
　　在蒸发量巨大的新疆，拥有保水功能的地下井渠“坎儿井”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竖井最深处可达100米，而平均深度为30—40米。这说明，竖井和地下渠道的开挖、防渗施工技术，其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中国灌溉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郑国渠，其代表性当然不在于它戏剧化的诞生背景，而在于它体现的技术水平。作为一项无动力自流灌溉工程，郑国渠渠首大约位于海拔445米处，主干渠循435米等高线东流，基本处于灌区最高点，注入洛河时海拔365米。在地形勘测特别是高程的确定上，郑国和他的技术团队显然已经掌握了不少的经验。无独有偶，让人惊叹的是，从地图上看，秦朝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灵渠水道，经过的正是长江和珠江水系之间的最短距离。
　　从使用角度，从需要双人合力的戽斗到单人操作的桔槔、轱辘，到畜力龙骨水车，再到以水力为驱动的自动化桶车，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步解放了劳动力，提升了农业产出效率和水平。
　　作为一种人为控制的水资源供给系统，古往今来的各项灌溉工程是中华文明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缩影。顺应和改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的中华文明。灌溉技术不但繁育了稻米、小麦等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还催生了独特的水利文明，灌溉技术虽然古老，但不会止步不前，它会和人类文明一起，走向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