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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亚瑟·毕森（1900—1979年）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他出生于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小职员家庭，早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攻读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中国议题。1924年至1928年间毕森来华工作，曾在燕京大学任教。从1929年起，回国受聘担任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远东事务研究专员。1937年，因一次工作的机会，让一直惦记重返中国的他再次来华，就在这一年6月，他访问了延安。后回到美国，在“战时经济委员会”任职，1943年起进入太平洋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处工作，1945年至1947年，他去日本参与战后改造工作。1948年至195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任教，后被奉行麦卡锡主义的当局迫害，从而失去教职。1969年起应邀前往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创立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学科，直至1979年去世。
延安之行结束后，毕森将他的所见所闻记述成文，但限于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一直没有出版机构愿意接手，直到中美两国关系逐步转暖，1973年方才得以首次在美国出版。2021年，这部回忆录的中译本《1937，延安对话》面世，终于让中国国内得以详细了解这位始终深切同情中国革命、即便遭受迫害依旧不改初心的美国友人。
全面抗战前夕的延安之旅
1937年，毕森有幸获得了一笔经费，得以前往日本和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当年3月，他来到北平，有幸结识了当时在燕京大学校园里埋头撰写《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了解到关于延安的一些信息。后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找到毕森，建议一起去延安看一看。之后，一起出发的队伍中加入了《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浦·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贾菲。6月初，他们一行离开北平，先抵达了西安，在那里结识了出生在中国西北的瑞典裔小伙子埃飞·希尔，他答应毕森四人用自己的车载他们去延安。
21日，在抵达延安的当晚，毕森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氛围：“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而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日益增长。”从21日抵达，到24日离开，毕森在延安整整待了4天。7月2日，他们一行回到北平。5天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打响。回忆起这段时光，毕森深感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几天之前，来探访这个充满故事与希望的地方。
记录窑洞里的共产党伟人
6月22日和23日，毕森一行先后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专访，内容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相关议题，得以从一个侧面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些领导人的风采。他们的艰苦朴素与坚定信仰，给毕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抗战的事业充满信心，认为只要依靠和发动当时的4亿中国人，就一定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再次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也不能自外于整个世界，它同样是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这些领导人正处于壮年，他们精力充沛，面对提问毫不回避，十分坦率，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毕森注意到，“毛泽东那年43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朱德“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数年，主要是在德国居住。但他好像丝毫没受到欧风的熏染。我们为他所拍摄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
那短短几天里，毕森记录了窑洞内外所做的访谈内容，这些谈话平实又充满真诚，让他这位初到此地的美国年轻人大受鼓舞。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了这些论断的前瞻性与敏锐性，也让毕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抗战和革命事业的理解与同情。
感受抗战的精神力量
延安虽然身处中国的大西北，但在毕森的眼里，它已经成为理解中国抗战与革命的一座闪耀的中心，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特殊意义。
在延安，细心的毕森注意到当时军民间的平等与团结。他发现领导人的上衣口袋中，除了别着一根钢笔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司令员和普通士兵之间几乎毫无差别。而在大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领导们和其他人一样，随意就坐，没有特殊的位子，他们在街头巷尾走动时，也看不到前呼后拥的卫兵对他们戒备森严的保护。
在毕森看来，延安虽然在物质条件上非常简陋，但却比他之前去过的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充满希望。“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正是这种精神，引领着中国抗战走向最终的胜利。
被这种精神感召的毕森，此后一直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他不但写出了《日本侵华》一书，迅速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还在之后数年间不断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政策被军方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尤其对战后的日本处理不当，导致亚洲人民的权益严重受损。因为延安之行，毕森还成了情报部门的监控对象，甚至因“亲共行为”被参议院指责问询，失去在美国各界的任职机会。但是，他一直秉持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仍然继续撰写关于东亚问题的文章，这些当时或见之于世或藏之名山的文稿，今天看来，依然充满了真知灼见。虽然毕森本人久已故去，但我们能从他的记述中，看到他对中国光明未来的热切期望，他心中的期望，后来变成了现实。（袁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