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与南北融合

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历次“衣冠南渡”，为南方地区输送了大量的人口，与之同去的还有中原的文明与众多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开发了江淮以及更南区域。至南宋时，南方经济超越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北的交流，使得整个南方地区与中原文明文化实现融合与同构，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中华版图的形成。
        为什么会“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一词出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的《史通》：“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衣冠”本指衣服帽子等用以遮体之物，古代“士”以上阶层的人能戴冠，因此衣冠就特指“士”以上阶层的服饰。魏晋时期，朝廷官员以及文人雅士多以“峨冠博带”（高帽阔衣）为装束，以突显自己的学识与地位。因此，“衣冠”一词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用以代称中原政权和中原文明。所以衣冠南渡就指中原政权或中原文明的大规模南迁，这样的迁徙，多发生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或国家政权动乱之际。
　　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衣冠南渡”。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实力消耗殆尽，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并对中原展开了攻势。永嘉五年，爆发“永嘉之乱”，五年后，西晋王朝灭亡，形成了“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的局面，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纷纷被迫向南迁徙。第二次发生在唐中晚期，自开元年间设立的兵镇制度使得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对中央产生了威胁，最终导致“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战乱。相较于北方，江南因未受战火波及，社会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相继南迁。第三次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军灭北宋，大量北方人民陆续向南迁徙。
　　可见，“衣冠南渡”多发生于国家战乱或政权动荡之际，尤其是政权中心在北方的时期。然而，战乱或动乱只是北人南迁的导火索，南方相较于北方有着更加适宜人们生产生活的客观条件。早在上古时期，大禹作为治理水患的领导者，划分了华夏族基本的生活范围——九州，并在此之上建立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而九州作为古代行政疆域也流传至今，大抵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至秦始皇统一全国，南取百越之地，疆域才扩展至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当时的江南之地，虽然气候上并不太适宜人们居住，生产技术也相对落后，但物产相比北方更加丰盈，可耕种的土地也更加辽阔。南方虽偶有流民暴动、统治集团的内讧，但战乱都是短暂且局部的，相较政治中心的北方而言更加安定。此外，随着时间的发展，南方的气候开始转变更适宜人类居住。加之南方自秦汉以来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发，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自西晋起，但凡遇上国家战乱或动乱，举国上下，上至公卿，下至黎庶，就纷纷选择南迁。
    “衣冠南渡”对南方的影响
　　历史上几次“衣冠南渡”，使南方人口大大增加，伴随着人口的南迁，也为南方带来了更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
　　在人口上，北方人民大批南下，壮大了南方汉民族队伍。东晋初期人口约1050万，末期则有1600万至1700万之多。到南朝宋时期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总数达到了官方户口登记数的一倍以上。唐“安史之乱”期间迁往江淮、江南的人则更多，其中前往吴县（现苏州）的民众“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前往荆襄及其更南地区定居的民众“十倍其初”。靖康之难后，北人又一次南迁，所迁地域分布甚广，江南、江西、福建等地都是北方移民的主要分布区。
　　在农业上，北人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劳动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复合式传播。北方南下移民在参与农业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成为了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两项技术的携带者与推广者，这两项技术结束了江南地区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使江南实现了精耕细作，深耕熟耘，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南方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有效地增加了社会财富。
　　在商业和经济上，南迁使得大量北方手工业者涌入南方广大地区，带动了南方商业发展，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南方的经济水平自晋始到唐宋逐渐超越北方。南宋初年，因长期战乱，朝廷调整了商业政策，增加商税，加强禁榷，发行纸币。加之开放海禁，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出现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正如钱穆所说，南宋的疆域，相比全宋时仅占其半，但其国用赋入，却超过全宋之最高额。
　　在文化上，“衣冠南渡”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永嘉南渡中作为学术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士人，其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经济实力远高于当时南方的平均水平，其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也在客观上得以传播到江淮以及更南的地区。中原士族强大的文化感染力以及其合乎礼仪的举止言行也为江南民众所效慕，在一定程度提升了南方原住民的知识水平与文化修养。这使得永嘉之乱后断裂于中原的魏晋文化传统在异地蓬勃而起，一个以建康为重心的汉文化中心，以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姿态在江南地区重新崛起。
　　在政治上，政权的历次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永嘉南迁，自东晋到南朝，基本上沿用北方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尽管南朝朝代更迭频繁，但其嫡传华夏之正朔，延续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长达数百年之久。南渡后的南宋依然承继北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在吸取唐亡教训之上，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衣冠南渡”促成南北融合
　　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衣冠南渡”，对中华民族影响巨大。吕思勉曾评价：“斯时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见之渐见融和”，“亦我民族合同而化之一重要关键也”。永嘉南渡侨民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极大地开发了江南以及更南的区域。在此之后，每逢中原战乱或动乱之时，便是北方民众南迁之日。
　　在东晋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核心，长江流域则并没有什么发展，三国时期虽有东吴驻守，但此时的长江流域在人口、技术、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没有突破性的改观。西晋末年的第一次“衣冠南渡”改变了这一现状，晋王室从黄河流域的洛阳东迁到了长江流域的建康，并建立东晋。当时北方的世家大族、官僚权贵、工艺匠人、市民百姓也纷纷南下江南，投奔东晋。长江流域的人口成倍增加，文化层次大大提高，先进的农业技术与手工业技术传入，大量闲置土地得到开发，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经过东晋百年经营，到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成为了支撑中国经济的核心。隋朝京杭大运河通航后，连接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使得南北两大经济中心发生了交融和互动，共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此后，经历代南迁人民的经营，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成为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经过元代的融合与发展，到明清时期，江南已达到鼎盛、成熟状态。从秦汉至南宋，江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为中原影响江南；而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却有了反转，成为了江南影响中原，南北的融合与互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统一。
　　作为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之所以在其他文明皆消散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中独自存留于世，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一脉相承，这与我们中华民族包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性是分不开的。中原文明在汉末魏晋之后不断南迁，在江淮以南扎根，并开枝散叶，实现了南北文明的同构与融合。这都对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中华版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范依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