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为民族钢铁业争一席之地

 胡子昂（1897—1991年），四川省巴县人。1919年，到北京求学，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反帝、反封建的急流中，在民主与科学的启迪下，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23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重庆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重庆几个中学任教。1926年转入军政界，主要负责防区建设事宜与主持四川、西康边区20余县的军政事务。当时，他认定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唯有兴办实业。在他主持川康边务6年期间，为开发川康边区资源，陆续兴办了一些矿场、垦场，并筹组殖边银行，为开发边区筹集资金。但当时四川正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内战连绵，开发和建设边区困难重重。特别是刘文辉与刘湘为争夺四川霸权展开内战之时，胡子昂力劝无效，愤而辞官，自此投身工商业。
       创建华西兴业公司
　　1932年，适逢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二人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他们雄心勃勃，想在四川建立一个大型工矿企业。他们同胡子昂交往密切，感情深厚，了解胡子昂的理想是要走实业救国之路，于是力邀胡子昂共创华西事业。华西兴业公司在重庆成立后，胡子昂全身心地投入到华西公司业务中。他会同胡氏两兄弟提出开发华西计划，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电力厂、机器制造厂、炼油厂、钢铁厂、水泥厂、自来水厂、电灯厂、电话局等，形成一个以从事工矿和工程技术为主的联合企业。这个计划立即得到重庆各界的一致首肯与支持，先后筹集到数百万资金，创建了华西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成立后，首先就提出要兴建新型电力厂。承建、改建重庆电力工厂工程是华西开业后的第一桩业务，华西员工十分重视，全力以赴，首次投产发电，发电量就达到609.37万度，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第一座比较新型的电力企业。从此，华西公司名声大振。紧接着，华西又承接改建重庆自来水厂的工程。经过与外商公司一同竞争投标，最后获胜，如愿以偿地夺得了这项工程任务。改建后的自来水厂，每日产水量可供应30万人的需用，大大改善了重庆市原来自来水厂的供水状况。从此，前往重庆约请华西公司建厂或改建的各地企业接踵而来。几年间，华西先后在重庆、成都、武昌建筑了一批银行大楼、办公大楼、学校、住宅、仓库，并承担了一些电力厂的建设和扩建工程。1936年又承建了成渝铁路第一总段工程。
       珍视信誉，重视人才
　　胡子昂认为，信誉是企业的生命，人才是企业的根本。为了赢得企业的信誉，华西公司所承建的建设工程，设计适用，造价合理，特别注意工程质量，同时信守合约，按期完工。所以，华西在社会上能站得住、立得稳，业务日益发展，企业不断扩大。同时，华西公司十分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从各方面广罗人才，极力扩充技术力量。当时，四川比较闭塞，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工程技术人员奇缺。而省外人士感到四川军阀割据，政局不稳，对于到四川工作视若畏途。针对这种情况，胡子昂采取“重金礼聘，从优照顾，妥善安排，发挥所长”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延聘各地有真才实学的工程技术人员。胡子昂不仅对他们有特殊薪金政策，而且还指派专人负责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华西已拥有从事电力、机械、冶矿、建筑、化工、交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5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国外留学且有专长的。此外，华西还创办了一所工商专科学校，培养中级技术管理人员，不断扩充技术力量，为华西事业贡献力量。
　　随着华西事业蒸蒸日上，面对成功，胡子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鉴于建筑工程离不开钢铁、水泥和各种机械，华西公司逐步创办了机器厂、炼钢厂、水泥厂、砖瓦厂、火药厂、汽车修理厂，开设铁矿、煤矿。这些厂矿都冠以“华”字为名，以示振兴中华之意，形成一批华西系统工厂。在创办这些实业过程中，胡子昂感到必须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才能运用自如。他于1941年在重庆开办华康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华康银行以扶助工矿事业为主要经营方针，除为华西公司、中国兴业公司所属企业服务外，还投资其他工矿事业，业务发展迅速，是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至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华西成为西南最大的以工矿业为主，包括金融、贸易等在内的企业集团。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子昂作为一个爱国实业家，数度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贷款，以扩建钢铁工业，为抗战服务。不料，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却趁机染指，控制华西企业，使胡子昂呕心沥血创办的实业日益萎缩直至倒闭，胡子昂在深深的失望中出走香港。从亲身经历中，他深刻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民族工业最终还是发展不起来，他开始认真思考另外的途径。
　　自从1938年之后，胡子昂通过与周恩来等党的高层领导人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入的认识，党的方针政策深深吸引了他。胡子昂还与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有过交往，还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夏天，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香港绕道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为建设新中国尽心竭力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一片爱国之心，他将自己原来经营的华康银行和在各企业全部股票以及多余住宅和幸存的珍藏书画，全部无偿上交给国家。并且，他率先将自己所经营的工矿企业和银行实行公私合营，或转入国营企业，团结工商界人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1956年，他从重庆到北京，担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等多种职务，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在此期间，他曾先后多次出访苏联、东欧和非洲许多国家。“文革”结束以后，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他积极拥护国家提出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政策。1984年，他已年近九旬，但壮心未已，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功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任董事长一职，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胡子昂一生崇尚俭朴，廉洁自律，尤其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他有一块手表，用了几十年；到了1980年代末，他家中用的还是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至此走完了他“创设伟业、振兴中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