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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西藏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文名艾培，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这个因种族歧视而备受迫害的家庭移居中国，并于1920年定居天津。这一决定改变了爱泼斯坦的生活，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6岁时，他从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北平时事日报》起步，开始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天津的所见所闻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谁才能救中国？一个民族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和自由？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邀请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建立起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爱泼斯坦欣然加入，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版《新闻通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他撰写的《人民之战》一书在伦敦出版，以亲身见闻讲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1938年至1941年间，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爱泼斯坦开始从事中共中央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工作，其中就包括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第一部英译本。
新华社的首份英文快讯
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外国记者代表团的记者踏上延安大地。在前往延安的途中，代表团发现，在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下，边疆地区的战士和群众却发动了一场“大生产运动”，将陕北的荒山秃岭变成了农田。他们路过金黄的田地，郁郁葱葱的豆子、棉花、亚麻，都预示着丰收。更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在南泥湾，359旅的官兵成群结队地在田野里挥舞着锄头和铁锹，情绪饱满地投入工作。爱泼斯坦在一篇分享他对陕北第一印象的报告中写道，陕北曾经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变成了一个集约化耕作的地方，牛羊不计其数，手工业兴旺，人民生活安宁。士兵和平民一起开垦了大片荒地，驻军夏天干农活，冬天训练。他们可以养活自己，而不会给当地农民带来负担。
爱泼斯坦在延安待了三个月，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采访，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延安期间，爱泼斯坦多次发出报道，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给《纽约时报》的通讯中他写道，八路军与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不拿走他们身上一分钱。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次延安之行时说，“激励我终生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和失败主义情绪。”他坚信反动派的统治即将结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出现一个新中国。
1944年9月1日，新华社从延安清凉山的一个窑洞向世界发出第一份英文电报，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从此，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而爱泼斯坦正是帮助新华社发出首份英文快讯的那个“外国人”。
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回到美国的爱泼斯坦，依然立志传播中国声音。他在美国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积极投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的进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与其他一些进步人士共同努力，使《远东之光》成为美国第一本展示新中国国旗的出版物。1951年，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重新回到他所热爱的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的创刊工作。从最初的执行编辑到后来的总编辑，再到退休后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中，爱泼斯坦为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的这本对外传播杂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当然，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爱泼斯坦曾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作为新闻记者的爱泼斯坦，用手中的笔时刻记录着新中国的发展变迁。为了让西方的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他撰写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1955年到1976年，爱泼斯坦三次赴西藏采访，先后访问了近千人，笔记记了近百万字。在历经近30年的积累和研究后，中文版《西藏的变迁》终于在1983年出版，将一个真实可感、不断进步的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谈及写作此书的初衷，爱泼斯坦曾说：“我们有责任向世界解释几十年来在那里发生的变化。”
同年6月，爱泼斯坦被选举为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的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1985年4月20日，为祝贺爱泼斯坦70大寿和在中国工作半个世纪，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邓小平亲临祝贺。
朋友眼中的爱泼斯坦
张彦在《可敬的爱泼斯坦》一文中写道，我和爱泼斯坦夫妇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两家成了好邻居。爱泼斯坦夫妇和大家一样吃苦耐劳，和大家同在一个拥挤的办公室里工作，同吃一个食堂。当时，由于条件限制，《中国建设》杂志在北京编辑，在上海印刷和发行。为了看清样保证杂志无差错，爱泼斯坦夫妇不辞辛苦，每期必去上海一趟，往返在火车上就得四天四夜。令人吃惊的是，爱泼斯坦对新旧社会的对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和亲身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中国知识分子竟出奇的一致。他在处理稿件时，提出的意见远不止文字方面，常常涉及内容的根本。这靠的不仅是他的理论修养、他的博学多闻，更是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李敦白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一书中讲述，爱泼斯坦在天津上的是美国学校，母语是俄文和英文，中文也不错，很流利，但外国调子明显。爱泼斯坦和宋庆龄关系很近，帮外交部做了很多事情，也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李敦白说，爱泼斯坦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也是非常聪明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为进步事业而努力。
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去世前，他对身边人说：“中国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根本在于它取得的巨大进步，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和过去一样，前进道路上还会有很多阻碍和磕绊，可是进步仍将继续。”（卢馨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