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抗战作出伟大贡献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与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一同安息在河北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里。傅莱墓两侧有一副挽联——“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是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中肯评价。
义无反顾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吞并奥地利后实行排犹政策,下令逮捕、屠杀奥共党员和爱国志士。1938年年底,年仅18岁的奥地利青年医生傅莱为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独自乘坐客轮,历经一个月的远洋航行后来到中国,开启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建设事业长达60多年的漫长岁月。
因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敬佩中国共产党,傅莱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苦苦追寻中国共产党的踪迹。几经辗转,耗时3年,终于在1941年盼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消息,收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口信,欢迎他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得知消息的傅莱喜出望外,感觉“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同年秋,历经曲折的傅莱终于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护送下抵达了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根据地,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
傅莱接触过八路军后,他觉得这样的组织是和他的信念、他的追求一致的。
傅莱在中国需要有一个中文名字,聂荣臻根据他的德文名字发音为他取名傅莱,由于“傅莱”是德语“自由”的谐音,因此称他是为追求自由而找到八路军的,叫这个名字很好。聂荣臻征求了他的意见后,安排他到柯棣华大夫任院长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附属卫生学校担任教员。这位国际主义战士远渡重洋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踏遍了晋察冀边区的每一寸土地。
成功试制青霉素
在晋察冀边区,21岁的傅莱开始积极参与前线战斗,主要从事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从事教学工作期间,傅莱千方百计克服教材和试验器材匮乏的困难,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医务工作人员和医务干部。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传染病的治疗和研究,学习中医中药学,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救治了众多的抗日军民,被人们称为“活着的白求恩”。解放后任中央党校教授的洛林,是傅莱治疗传染性肺结核病的第一位科学试验对象,洛林教授深情地回忆说:傅莱医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救命恩人。治病过程中,二人建立起弥足珍贵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1942年召开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傅莱作了《疥疮、结核、疟疾的诊断与治疗》的学术报告,并成为卫校传染病教学工作的带头人。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麻疹和疟疾十分猖獗,傅莱将中西医相结合,摸索出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拯救了诸多根据地军民的生命,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赞扬,通报全军表扬。1944年,经聂荣臻介绍,傅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奥地利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继续革命的夙愿。
青霉素是医治战伤和多种感染的特效药,但在中国战场极其缺乏。傅莱面对根据地缺医少药、伤亡惨重的现状,下定决心研制青霉素,挽救万千军民的性命。1945年3月起,他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青霉素菌种和一些书面材料,在延安城东柳树店村的窑洞里,利用艰苦简陋的医疗设备,开始了试制青霉素的实验。经历50多次的失败后,傅莱研制出在医疗技术设备发达的欧美国家十多年才研制出的特效药——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大大降低了战士的感染死亡率。《解放日报》曾发文写道:“青霉菌素,是世界灵药之一……现经傅莱医生苦心研究,竟在文化落后的边区试制成功,对保障人民与干部的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将有莫大功绩。”
毕生贡献新中国医疗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29岁的傅莱难离这片热土,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献身新中国的医疗事业。解放初,他长期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疾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1952年,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从同情中国人民反法西斯事业的人道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反侵略战士,从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转变为中国人民的一员。1962年,傅莱全家回奥地利探亲时,有人猜测他肯定不会再回中国了,而他却如期归来。他说:“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
此后数年间,傅莱成为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倡导人和建设者,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中国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他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努力为发展国家经济和医药事业改革建言献策;曾获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国家卫生部科学贡献奖、中华医学会奖,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等。
2004年,傅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逝世前他立下遗嘱,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供研究之用。2006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出资,奥地利总统撰写碑文,在维也纳一所他曾就读的学校竖立起傅莱纪念碑。傅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事业的执着追随者,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初心,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成就了他光辉的一生,为中国的医疗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