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走上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

“烟台我去了十五六趟，每次去都有新发现，烟台的实践创造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道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说。

2021年6月，江宇的新书《烟台纪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面世，书中对这条新道路做了详细描述。新道路新在哪里？大批读者学习热情高涨。次月，该书就迎来第三次印刷。

脱贫摘帽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头等大事。但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没有现成答案。该书的出版，正好为一些地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迄今已经有18个省1.5万人次到烟台调研学习。”江宇告诉记者，一些地方掀起了学习烟台经验的热潮。

衣家村的成功

书中第二章，以“山中的伊甸园”为题，江宇深情讲述了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在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带领下，做强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

“山高路远沟深，缺水缺路缺人”，以前的衣家村是出了名的穷山沟。全村57户127人，3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除去季节性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家中的劳动力大多为年老体弱者。

可就是在这样看似一筹莫展的穷乡僻壤，衣元良硬是带领村民闯出了一番新天地。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衣家村旧貌换新颜，蜕变成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2019年3月，距村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成立1年半时，江宇在衣家村看到了这样充满希望的图景——一条宽5.5米、长5.5公里的环山路直达山顶，在山顶有村民新修的海拔300多米的蓄水池，350亩果园用上了滴灌设备……江宇感慨：“这希望，来自‘组织起来的力量’。”

当初，村集体没钱，修路、修蓄水池是如何办到的？江宇现场展示了衣元良的发明——工票。

“工票入股，本质上就是劳动入股。”江宇表示，相比于资金入股、土地入股，工票入股是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原则、更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入股方式。

作为劳动入股的凭证，经济学博士江宇敏锐意识到，工票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说，衣家村的工票就像人民币，存在的基础都是人民对党的信任，都是实实在在的信用。

“把党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在烟台，江宇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在他看来，衣家村的工票正是对这句话的生动诠释。

衣家村注册“一点园”合作社一周年时，带队前往观摩的时任烟台市委组织部部长于涛说，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大量外来资金，更没有年轻劳力，仅仅靠一个好书记、一个好支部，把群众组织起来，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衣家村的事实证明，组织群众是共产党胜利的法宝”。

组织振兴是核心

在烟台，像衣家村这样，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取得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

截至2020年12月，烟台市已经有3045个村庄实行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部村庄的47%。领办合作社以来，带动集体增收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

乡村振兴包括“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振兴’中，核心是组织振兴。”江宇说，“在烟台，我发现只要组织振兴之后，其他方面的振兴就都能带动起来。”

“群雁高飞头雁领，船载万斤靠舵人。”组织要振兴，带头人是关键。

2018年冬天，衣元良到外地拉猪苗。那天夜里，烟台下着大雪，气温零下10摄氏度左右。当时，到村集体养猪场的路还没修好，为了防止小猪冻死，村民们自发到高速路口集合，纷纷脱下棉衣，将一只只小猪仔包裹起来，用体温给它们取暖，直至抱到山上的养猪场。

“也许有人会问，集体‘吃大锅饭’，会不会有人偷懒？”江宇说，“这个事情告诉我，恰恰相反，当党支部带领大家把产业做起来之后，大家愿意为了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而付出。”

蓬莱区登州街道三里沟村的郑晓东，过去做蔬菜运输生意，手下有几十辆大卡车，每年收入上百万元。但他毅然放弃生意，回到村里。他告诉江宇，妈妈是老党员，自己也入了党，每当听说“虽然郑晓东致富了，但三里沟村还这么穷”时，他都觉得抬不起头。

回村后，他带领村民把合作社做大，把产业链做强。作为村干部，他也可以入股。江宇说，郑晓东为全村人谋福利，获得村民尊重，从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同时，村里产业做大之后，他从里面又找到了新的致富机会。

“过去大家总担心，办集体经济没有合格的带头人”，实际走访中江宇发现，每个村总会有一些“能人”，过去他们主要在外工作或做生意。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范围推开之后，很多人主动回村担任村干部。他们往往有两个特点，既有公心，又有比较强的经营能力，用烟台市委组织部的话说，就是“好人里面选‘能人’”。“过去之所以大家感觉农村没有‘能人’，是因为组织上没有给他们提供平台。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政策，就给了这些人平台。烟台市委组织部用事实证明，每个村都能找到这样的带头人，只要组织部门下功夫去找。”

烟台经验的意义

几乎只要去烟台，江宇就会发现，烟台的组织干部不是去村里，就是在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哪怕周末，也基本都在加班。”

谈及《烟台纪事》一书的写作初衷，江宇说：“当许多例子汇集在一起，我就想着一定要把它们写出来，记录下这个过程。”

事实上，最近几十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集体经济的“明星村”，诸如浙江的滕头村、河北的周家庄（乡）、山西的大寨村、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贵州的塘约村等。它们中，绝大部分只是单个村庄规模。而烟台，是全国首个在全市范围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地方。

塘约被称为“新时期的大寨”，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之光”。2017年4月，烟台部署学习借鉴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在市委特别是市委组织部推动下，烟台开创性地走上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路。在自己的书中，江宇将这条路称为“新时代的金光大道”。

烟台的苹果变了，烟台的农民富了，烟台的村庄变得容光焕发，烟台的基层党组织面貌也焕然一新。短短两三年时间，江宇亲眼见证了无数烟台村庄脱胎换骨的变化。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党支部领办’。”在江宇看来，烟台的做法特色鲜明，“他们创造性地设计全新制度，把党的领导和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来，把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法宝——组织群众转化为发展的资源。”

大家对组织干部的印象通常是“非常严肃”，认为他们是“管人事管干部”的，但这种印象并不全面。江宇说，党的组织部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组织党员、组织群众。

江宇认为，烟台的经验在全国具有突破意义，而最大的突破就是“全市推进”。它不仅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强农村集体经济不是“个案”，具有普遍意义；而且证明了，党的领导和经济发展不是“两张皮”，党领导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我相信，烟台的经验一定能够带动、启发更多的地方走上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烟台纪事》序言中，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这样写道。

（《人民周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