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文雄能否带领日本靠“岸”

在数学体系里，100意味着两位数的终结、三位数的开始；在物理体系里，100是水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从静态达到沸点的温度；在纪年体系里，100同样是临界点的代名词——临界点的两头，一头连着已成定局的世纪，一头连着仍存未知的世纪。今年9月末，“过渡首相”菅义伟卸任，日本迎来自明治维新以来第100任首相岸田文雄。11月10日，岸田文雄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其组阁名单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为东亚地区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大力发展房地产和股市，经济脱实向虚，从高速增长跌至滞胀状态。在外交方面，几十年来如何处理与美俄、中韩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当下的国际关系同样对其本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面对疫情防控与1200万亿日元债务双重压力，岸田文雄能否做大日本经济蛋糕提振底层民生，带领日本走出几十年来的经济低迷现状？记者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

出身政治世家，二度组阁试图摆脱安倍晋三“拿捏”

1945年8月6日上午，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放核武器，城市瞬间化为废墟。3天后，第二枚核武器投向了长崎。33天后，作为二战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军舰上签署了投降协议。十二年后的夏天，在曾被核弹轰炸过的广岛，岸田文雄呱呱坠地。5岁那年，他随同时任外交官的父亲岸田文武迁往美国纽约生活。25岁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岸田文雄进入日本长崎信用银行工作，该银行被外界视为自民党派阀宏池会筹措政治献金的重要窗口。凭借祖父岸田正记、父亲岸田文武等人多年来在军、商、政界积累的资源，35岁的岸田文雄顺利步入政界，成为日本众议员议员。今年自民党党魁竞选期间，曝光度不高、认知度不足的岸田文雄选择主打亲民牌，向选民展示其近十年从政期间积累的30本民情日记，并手举蓝色日记向选民述说他的竞选纲领。“世袭官二代的出身，使其与日本经济界联系密切且拥有广泛人脉，是其首相选举的有利条件和加分项。”曾在日本学习工作16年的廉德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虽然从菅义伟手中接过了首相一职，岸田文雄接手的政治遗产仍然来自安倍晋三。舆论普遍认为，安倍晋三之所以提前卸任，原因在于预见到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日本经济和东京奥运会产生严重影响，平民出身的菅义伟出任“过渡首相”只是替安倍接手这两项“烫手山芋”。2799天的总任期让安倍晋三成为日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久的首相，也为其扩大政治影响力打下了基础。但从岸田文雄二次组阁的名单来看，此次组阁已经显现出后者增强自身影响力、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以此来抗衡安倍晋三影响力的端倪。廉德瑰分析说：“安倍在岸田两次组阁期间都曾想把自己的亲信放在重要位置，但在关键的外相人选上，岸田文雄仍然坚持己见，选择自己的亲信林芳正做外相，所以尽管安倍仍然有影响力，但事实上岸田文雄跟他之间仍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权力较量。”

对外开启“鹰”“鸽”并行政治妥协执政路线

数次腐败问题悬而未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不了了之的事实，使安倍晋三难以获得民意支持“重返首相宝座”。加之其亲信自民党前干事长甘利明因过去的受贿问题在选举中失利不得不辞职，岸田文雄乘机任命其政治盟友、前外务大臣茂木敏聪接任甘利明，为其进一步巩固自身影响力打下了初步基础。

回顾日本历史不难发现，首相只干一年就换人的现象在日本政坛屡见不鲜。自1885年日本首次设立首相以来，共计60余位首相当选，其中，任期不满两年的首相超过30人，任期不满一年的首相达21人。廉德瑰认为，从日本国内来看，岸田文雄已经赢得了党内选举和国会选举，2022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是决定他在制度层面能否长久坐稳首相之位的关键时刻。在上述双重背景下，岸田文雄成为“短命首相”的可能性并不大。“一年换一个首相表示政局不稳定，一年做不了什么事，还没有熟悉，就又换了新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从国家利益角度讲，日本选民还是希望政权能够持续一段时间。”廉德瑰直言，“首相只有掌握主导权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在明年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岸田会以维持稳定为主。”廉德瑰分析，如果岸田文雄在2022年参议院选举中赢得胜利，会安插更多自身所在派阀洪池会的亲信。

与重视军事扩张、主张修宪的“鹰派”不同，在日本政坛内部，“鸽派”重视发展经济、对外主张和平。“在以安倍为代表的‘鹰派’做首相主导日本政治时，以岸田文雄为代表的‘鸽派’只是配合，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反转，内阁里既有安倍的亲信又有岸田的亲信。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的执政肯定是综合路线，既有安倍路线又有岸田路线。”在廉德瑰看来，岸田文雄不可能与安倍做切割，一旦切割意味着岸田文雄在自民党里的支持会减弱。“他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妥协”，廉德瑰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岸田文雄会长期迁就安倍执政期间遗留下来的右派内阁。

“对岸田文雄来说，执政妥协路线意味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以安倍为代表的‘鹰派’不施加太多压力，或者美国不施加太多压力的情况下，岸田文雄内阁可能会与中国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廉德瑰分析说。

二次组阁后的日本如何处理大国关系是外界普遍关注的重点。廉德瑰分析说，在岸田文雄执政期间，与美、俄的关系都将维持不变，但与安倍晋三时期的外交路线各有侧重。

“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关系始终是其外交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不仅未归还日本军事基地，且至今尚未撤走驻军。两国之间表面上虽是同盟关系，但其实质是美军对日本实施占领的状态。日本仍受美国的军事控制，这是日本不对抗美国的一项重要原因。但日本民众希望美军撤走，因为只有外国军队撤走，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体现。”廉德瑰认为，就目前而言，日美关系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

尽管岸田与安倍都不主张改变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鹰派”“鸽派”在外交施政纲领的区别。以安倍为代表的“鹰派”有以下政治诉求：修改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军事武装力量，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作为日本右翼政治的代表性人物，虽然安倍仍很重视日美军事同盟，但他同时也强调自身应拥有军事势力。他既想拥有外交自主性，同时也想与俄罗斯这样的周边国家改善关系。但由于二战后日俄之间没有签订和平条约，仍存在领土纠纷，这意味着安倍首先需要解决日俄领土问题，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改善日俄关系，然而，美国并不希望日本解决日俄之间的争端。

廉德瑰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日俄争端得到解决，意味着日本改善了其自身的周边安全和外交环境，从而导致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价值减小。岸田文雄与安倍最大的不同恰恰在此，既不想重新拥有、扩展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也不想修宪，是他所代表的“鸽派”执政理念。在“鸽派”看来，发展经济与维护和平更为重要，只要美国与日本的关系牢不可破，日本就是安全的，岸田认为如果日俄关系走得太近会影响日美关系。但如果俄罗斯同意，重视和平的“鸽派”也会顺势而为。与安倍晋三相比，岸田文雄没有强烈改善日俄关系的热情。

反观日美关系内在逻辑，则需要从二战开始溯源。二战结束后，战胜的同盟国先后设立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轴心国的战争罪犯加以逮捕、侦察、起诉、审讯和判刑。然而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求，罔顾法律释放了日本战犯。由于二战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右翼死灰复燃，美国通过平衡策略控制岸田文雄外交意识形态。

“美国觉得这些人还是可以利用的。他们认为如果这些日本战犯都被肃清的话，那么主导日本的有可能是左派。‘鸽派’加左派可能会使日本走上亲苏联、亲中国的路线，为了达到平衡的目的，美国默认了日本释放战犯，并放右派出笼。”廉德瑰研判，在这一点上，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德政策完全不同。

“由于美国不能完全主导德国，加之当时同盟国中的法国和苏联拥有强大影响力，如果不对二战中的德国战犯彻底肃清，法国和苏联都不会同意。但日本是美国可以单独主导政策的国家，且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和中国对日本没有影响力，所以美国可以在日本搞平衡战略，美国不希望日本成为左派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主导的日本，所以美国默认释放战犯、并让那些右派发挥作用。正因如此，今天的日本政治经济进程与二战以后美国对日战犯政策有密切关系。”廉德瑰指出，从政治领导力层面来看，两派轮流坐庄的执政模式为政治派阀提供了稳定的执政基础，但这种看似民主的方式会导致很多正确的政策无法执行下去，就像安倍派和岸田派一样，彼此之间在施政过程中互捣糨糊，最后以妥协告终。

“日本执政者的理想状态是在继续维护日美同盟基础上，同时与邻国韩国、朝鲜、中国、俄罗斯都维持正常关系，这对日本来说是最好的状态。但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与周边国家总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导致日本很难达成上述理想状态。”廉德瑰表示，“鹰派”选择拉住美国，依靠美国平衡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避免自身陷入孤立局面。基于上述种种历史原因，日美关系成为外交战略平衡的重要支点。

这种战略平衡给日本带来一个极为被动的后果：一旦美国需要日本冲在前面对付中国等国家，虽然日本不愿意做，但日本为了不失去美国的支持必须自保。

“近期日本去拉拢印度遏制中国，也是出于美国的需要。美国不能容忍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关系过于接近，一旦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美国会令日本做一些日本邻国不能忍受的事情，美国的平衡策略使得日本难以与周边国家形成良好关系。”廉德瑰指出，从日本自身层面来看，由于“鹰派”“鸽派”同时存在，“鸽派”受到牵制，故难以做到彻底反省历史，但由于“鸽派”也经常需要“鹰派”的支持，所以“鹰派”永远无法彻底消失。

日本国内意识形态割裂导致外贸经济失分

记者查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的债务是GDP的266.2%，这一数字相当于同年美国的2倍、德国的近4倍。近30年来，日本政府出台了10余种经济刺激政策，但少子老龄化的日本仍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

廉德瑰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可避免会出现日本遇到的问题。“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到顶峰后都会出现类似问题。一方面，产业转型没有出现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无法用廉价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价值。”但他同时指出，虽然日本国内产业转型与劳动力不再发生变化，但仍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发展，但由于近10年来日本处理外交关系频频出现历史问题、领土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导致日本的外贸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日本能够像德国、法国那样诚心诚意地道歉，也许二战中被日本伤害的国家会渐渐淡忘那段历史。但日本做不到在失去所谓‘尊严’的情况下获得原谅，这导致日本失去了立场。”

过去70余年间，德、法多位元首多次在公开场合通过语言和行动表达对二战的反思、对战争受害者的歉意。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曾震惊世界，媒体曾评价这位领导人“跪下去的是双腿，站起来的是精神”。对于同属侵略国家的日本来说，自战争责任者在美国纵容下重返日本政坛后，就注定在历史遗留问题上难以走上真正的反思道路。面对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割裂的局面，不难预见日本未来的经济、外交道路依然崎岖。

作为一国掌舵者，岸田文雄未来能否带领日本驶离经济滞胀的漩涡，驶向经济复苏的彼岸？让人拭目以待。

（《人民周刊》2021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