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里的小猪佩奇、月光宝盒，到底是谁造的？

从央视连续三天直播，到网友热情参与讨论，可能没有一处考古遗址能如此牵动大众的视线。日前，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相比专业的学术研究，多数人最感兴趣的还是看上去神秘诡谲的青铜器。将龟背形网格状器亲切称为“月光宝盒”，铜神坛上的人像被看作古代的“健身教练”，铜巨型神兽仿佛有“小猪佩奇”的影子……网友脑洞大开，让沉睡千年的器物成为网红，也吸引更多人了解三星堆。今天我们就从这儿聊起。

考古的魅力在于发现未知。从祭祀坑的年代考证，到象牙的来源，从七号坑八号坑重要文物的小心提取，到文物修复室内青铜神坛的复原，无数的谜题从三千多年前的文明现场生发开来。回望历史烟尘中的器物，研究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希望从新器物中看到柳暗花明，希望在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上“一览众山小”。对于广大受众而言，虽有玩笑式的解读分析，但也不乏真诚的求知探索，那些看似“外行”的问题背后也有考古学家的关切，需要抽丝剥茧寻求答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青铜器被发现以来，考古学界日渐形成共识：三星堆那些普通的尊、罍与同时代中原、长江中游地区的器物同类，而造型独特的立人像、面具、神树则是极具地方风格的器物。此轮由新祭祀坑而再次启动的考古，让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观点：那些基于青铜尊、罍等再创造的器物是由同一批人制造的吗？浑铸法、分铸法、套铸法、锻打法等多元的工艺来自何方？回答这些问题，仅仅依靠肉眼所见远远不够。插上科技的翅膀，或许能帮助学者破译三星堆的“密码”，为公众带来更加鲜活的历史知识。

从原料上看，不同区域的矿山，成矿时间不一样，铅同位素会不同。所以，分析铜器的铅同位素，就可以追溯矿产来源。根据初步建立的巴蜀地区铜器分析数据库可以比对发现，三星堆时期的铜器和之后成都平原数百年间生产的青铜器，原料并不一样。成都平原有原料而不使用，恰恰有可能说明：三星堆铜器并非在当地生产。

从技术上看，常识告诉我们，某一区域的铸铜作坊，使用的铸造技术是相对固定的。考古学家在三星堆发现，有很多相同的器物却使用了不同的铸造技术，例如青铜面具的耳朵与面部的连接方式就至少有分铸式和一次性铸造两种方式。技术来源的复杂或许也能说明：三星堆铜器的来源并不单一。

三星堆不只有巨大的神树和面具。和大型青铜器相比，七号坑发现的小小铜铃，同样是了解历史的绝佳线索。铜铃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标志性器物，后来承担了乐器、祭祀等多种功能。在距今40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就曾出土过一例铜铃，那是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红铜铸就的铜铃，开启了中国别开生面的青铜器铸造之路。二里头遗址著名的绿松石龙，其中部也有铜铃。到了殷墟，铜铃大量出现，并产生了多种用途。铜铃在三星堆的大量出土，或许也暗示着它与中原文化的联系，甚至是对中原礼乐文明的认同与接纳。

考古学的目的之一是透物见人。透过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很多人猜想三星堆是一个闭塞的文化。事实上，三星堆所展示出来的与周边世界的联系，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青铜矿产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必然引发原材料与产地、使用地之间的远距离大范围流动；技术的垄断性、工匠的专业分工也必然带来人员的迁徙与移动。借助青铜器的生产，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区资源、技术与文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时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内部具有多个地理单元，不同的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然而，各区域的交流融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播互动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正如三千年前青铜器“迁徙”的故事那样，我们也期待三星堆的玉器、金器、象牙等多学科研究，为世人揭示一个个完全不同的互动交流圈，展现更为奇丽的文明图景，复原三千多年前那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这正是：蜀道难如登天，抑或有缝可“钻”。先民来往交通，智慧结晶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