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译泰戈尔诗集《迷途之鸟》 译者李勇：让读者体会泰戈尔诗歌“包涵着的深邃的大道理”

近期，一本全新翻译出版的泰戈尔诗集《迷途之鸟》与读者见面。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这本诗集的原作并不陌生，这就是曾被人们誉为泰戈尔代表作《飞鸟集》的Stray Birds。

最早的《飞鸟集》的译本是郑振铎先生于1922年翻译出版的，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在过去一百年中，又有许多《飞鸟集》的不同译本问世。今天，这本以《迷途之鸟》命名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不同阅读体验？译者为什么要再度翻译这部诗集？记者专访了该书译者李勇。

记者：作为一位译介者，您怎么理解泰戈尔和您翻译的这本《迷途之鸟》？

李勇：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20世纪印度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他把诗歌看作众多艺术门类中一种可以沟通心灵与自然，幻化情感与世界，融通生命与永恒，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形式。泰戈尔的名字在中国如雷贯耳，其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文学创作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泰戈尔的著名诗集包括Gitanjali（《吉檀迦利》）、The Crescent Moon（《新月集》）、The Gardener（《园丁集》）和 Stray Birds（《迷途之鸟》或译为《飞鸟集》）等等。

《迷途之鸟》是泰戈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一部诗集，是泰戈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众多诗集中最有特色的一部。《迷途之鸟》因郑振铎先生最早将其翻译成《飞鸟集》，因而有了《飞鸟集》这个流传甚广的中文译名。Stray Birds直译即为“迷途的鸟”，将之翻译成“飞鸟”显然是不准确的，为忠实原著，本人将此诗集译为《迷途之鸟》（此前也有部分译本使用了《迷途之鸟》的译名）。

《迷途之鸟》共计325首（序号编排为326首，但由于原作编辑疏忽，英文原版中第263首与第98首内容相同）。从形式上看，每首诗均无标题，字数精炼，一般只有一两句话，且不押韵，因而有人将之归为散文诗；从内容上看，《迷途之鸟》多为哲理诗，是泰戈尔对世间万物和人生百态深情关注、深入洞察、深切感知、深刻感悟的成果和结晶，是他关于自然、宇宙，时间、生命，人生、命运的哲思集锦，这些包罗万象、色彩斑斓、芳香四溢、沁人心脾的哲思妙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博爱的光辉，但却以一种信马由缰、信手拈来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恰是感性的文学作品与理性的哲学论述的区别所在。

记者：在众多文学门类中，诗歌对于不少读者来说是有门槛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泰戈尔诗歌的魅力？

李勇：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郑振铎和冰心翻译的泰戈尔诗歌，从中获得的心灵滋养令我受益终身。

泰戈尔的诗歌里并没有什么复杂难懂的词语，他描绘和讴歌的都是小草、白云、高山、大海、河流、瀑布、太阳、星辰这些大自然中的平凡而美丽的事物，他的语句和结构也不像后现代主义诗歌那样晦涩抽象，但他诗中的意境和幻像，以及其中蕴含的深意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读懂的，郑振铎称之“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这恰是泰戈尔的博大精深之处，也是泰戈尔诗歌的魅力所在。

理解诗，需要调动读者自身的想象力，需要读者参与到诗人的创作过程之中去，需要读者与诗人心灵之间的感应与共振。诗人虽然死了，但他的诗句仍然鲜活地存在着，我们读李白、苏东坡是如此，读徐志摩和余光中是如此，读泰戈尔也是如此。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泰戈尔。在泰戈尔的诗中，你可以读到天地之纯净、自然之宽厚、生命之绚烂、岁月之芬芳、死亡之静美。

记者：目前图书市场上，泰戈尔的译作有非常多的版本，读者在选择的时候也有许多困惑，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勇：每个人对泰戈尔的理解都可以不同，但翻译的底线要求是遵从原来的文本，更高的要求则是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意涵。然而，国内出版的不少泰戈尔译本却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差错比比皆是。我发现翻译中的问题委实不少，大致有如下几类：一是原文抄录错误，二是望文生义，三是曲解原意，四是追求不必要的押韵。翻译的错误和缺陷，与其说是翻译者外语水平的局限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翻译者对原著理解的局限造成的，是翻译者文学功底、背景知识、哲思水平，甚至中文表达能力的不足所致。

其实，对泰戈尔作品中文翻译的争议已存在了快一个世纪了。《迷途之鸟》最早的中译本《飞鸟集》是由郑振铎于1922年翻译出版的。这个译本虽然只是郑振铎的选译本，但对向中国读者介绍泰戈尔及其作品，发挥了重要的启蒙的作用。当时，郑振铎还是20几岁的青年，翻译质量受到思想和阅历的局限是一件正常的事。不正常的是，快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仍然无法准确破译泰戈尔，读不懂他留下的文字。

翻译的错误，大大降低了泰戈尔作品的意涵，使其中译本沦为廉价的心灵鸡汤，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一大憾事。

记者：您为什么要翻译《迷途之鸟》？

李勇：虽然很多人都认同“诗是不可以翻译的”，但伟大的诗歌是必须翻译的，因为它们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必须得到有力的跨文化传播。一个人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语言，但一个具备基本文学素养的人不可能不读雪莱、拜伦、叶芝和歌德，这就是翻译家的责任。

目睹泰戈尔作品在中国被误读百年之怪现状，作为一名泰戈尔诗歌的拥趸和一位诗歌创作者，我决定翻译泰戈尔的代表作Stray Birds，向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介绍真正的泰戈尔。我的目的是让中文读者尽可能地了解泰戈尔作品的原貌，领悟他所描绘的哲思境界。翻译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忠实于原著，保持原作风貌。其次，忠实展现原作的艺术内涵。再次，追求译文本身的美感。这三个原则与老一代翻译家概括的“信、达、雅”三个境界是一致的，我希望向大家提供一个尽可能完善的译本。

记者：当今世界，各类文化和精神产品可谓极其丰富，而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又极大拓展了多媒体艺术的表现方式，在这样一个以视频和图像审美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还有必要让年轻人去阅读诗歌吗？

李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文学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基本的元素，离开了文学人类就失去了叙事、表达和抒情的能力；离开了文学就没有戏剧、电影、电视、歌曲，甚至小品、曲艺；缺少了文学养分，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只会沦为廉价的文化快餐，而文化快餐的市场取向和媚俗冲动是任何人都遏制不住的。离开了文学，人类的精神世界就会出现营养不良或饥饿的症状。

今天，3D、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正在引发新一轮媒体革命。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和娱乐泛滥更容易使人们迷失精神追求，丧失阅读、审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以视频为主体的新媒体形式不能给人们留下足够的思考时间，面对强烈的视听冲击，人们往往是被动接受，极易导致审美过程的浅表化，进而导致审美判断和审美经验的缺失。

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精神家园，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离不开文学艺术的滋养，数字媒体时代，青年人更应该通读文学经典，感受绘画、雕塑和音乐的魅力，以避免审美能力的丧失，避免生活的庸俗化和情趣的肤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