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从国家需要出发”

人物小传

曾繁仁：1941年生，安徽泾县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美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生态美学导论》《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美育十五讲》等著作10余部，主编《中国美育思想通史》（九卷本）等。

已过耄耋之年，满头银发的曾繁仁，谈起生态美学，思路十分清晰……

“对我而言，治学是人生价值的持续提升”

1964年7月，曾繁仁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年留系任教，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1987年秋，受学校委托，曾繁仁赴豫开展项目合作。他们一行七八人，乘着一辆面包车出发，跨越黄河大桥，穿越鲁中、鲁西南、河南兰考，直达开封市区。

当时，我国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沿途中，一座座化工厂冒着柱柱黑色浓烟，造纸厂污水横流，渗入到十几公里外的地下，一方方良田沃土被污染，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气味……”曾繁仁回忆。

“走一程，痛一程。为了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生态系统受损问题多、历史欠账多。”曾繁仁在心中做出论断。

回到学校，曾繁仁时常琢磨，如何发挥绵薄之力，结合自身所学，为改善当下生态问题做点事情。曾繁仁觉得，美学中应该发展出一门学科，将人文性、审美性与生态性统一起来。

后来，曾繁仁联想到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的“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学说，还有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人合一”的学说。这就让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发生了关联，他立足中国现实，提出了“生态存在论美学”，并一挥而就完成万字论文《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两年后，曾繁仁在原有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个人首部生态美学论著《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进一步诠释了他的观点：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倡导人类应该以一种普遍共生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同自然环境处于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

那篇万字论文成为我国生态美学的代表性论文之一。该文与《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共同奠定了曾繁仁研究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人文价值观上的思考。

“对我而言，治学是人生价值的持续提升；做学问，要从国家需要出发。”曾繁仁说。

“力求将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延续到教书育人中”

1959年至1964年，曾繁仁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求学期间，系里‘大师云集’，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亨等教师，代表了当时文学研究的高峰，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这四位前辈都曾给我上过课。”曾繁仁回忆。

当时，系里的教师们偏爱让学生发言，“例如，高亨先生给我们上《诗经》与《左传》课，我们在每堂课结束后，都要围在高先生身边，向先生问学。我们对先生的学术都很景仰，经常引用先生以及前辈的学术观点。”曾繁仁回忆。

“不要老是提高亨怎么说，而是要提出你的新说，否则就是重复，没有意义和价值。”高亨先生对大家说道，“你们讲讲，有没有新看法、新发现？”

在教师们的引导下，系里讨论氛围浓厚，“大家都在尝试求新，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手里捧着著作，引经据典，甚至与老师展开激烈讨论……”曾繁仁说。

曾繁仁说他“力求将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延续到教书育人中”。他常把学生聚在一起，开展学术讨论，鼓励大家推陈出新，“我的博士生在写博士论文前，我都会问：你的研究与前人有何不同、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曾繁仁说。

学术攀登创新之路，未曾止步。2010年，已近古稀之年的曾繁仁，再度完成《生态美学导论》一书，这是国内首部综合中西古今资源、全面论述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美学理论形态的论著。

“‘追求真谛，创立新义，力求出言有据，避免游谈无根’，高亨先生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曾繁仁说。

“做点有意义的学问，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曾繁仁家中，珍藏着一张合影：“照片拍摄于2009年召开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繁仁说。

当时，曾繁仁做了一篇关于生态美学的报告；会后，一位西方的美学理论家找到他说：“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这么了解，也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生态美学有这么全面的研究。”

曾繁仁对于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十分重视。2005年以来，在他的身体力行下，山东大学多次召开生态美学相关大型国际会议，持续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学’与‘生态’等都是国外输入的理论，中国没有本土的‘生态美学’。”曾繁仁意识到，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建设。

从2017年开始，曾繁仁转向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研究，提出了“生生美学”，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翻开《曾繁仁学术文集（十）·生生美学》一书，略扫一眼目录，就会发现此书内容广泛，涵盖古琴、敦煌壁画、中国书法，等等，内容颇为细致。

“‘生生美学’，以《周易》为出发点，依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必须博览群书，从浩繁卷帙中汲取精华，才能研究得透、研究得好。”曾繁仁不好意思地笑了，“你看，家里挺乱，到处都是书。”

几年前，年近80岁的曾繁仁与爱人一同踏上火车，奔赴甘肃，“他总说，仅研究书中的敦煌壁画，还是差点什么，非要去实地看看。”曾繁仁的爱人笑道：“看到敦煌壁画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都是发光的，边看边记；回来后，都写进了书里。”

研究“生生美学”，曾繁仁形成了一个小习惯。“有时，我俩正在外遛弯，他忽然着急回家，原来是想到了新观点，得立刻记到本子上；吃着饭时，有新想法，赶紧放下筷子去记下。”曾繁仁的爱人拿出一摞手稿：“这些都是他近期记的。”

问他为何如此痴迷。曾繁仁思索片刻，抬头答道：“在我这样一个年龄，做点有意义的学问，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这就是我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所在。”

■记者手记

致敬“文章合为时而著”

“60岁，对多数人而言，已是退休的年纪，而您却毅然进入一个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新兴领域，并开拓出全新的局面，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采访时，记者问道。曾先生答道：“在于‘使命’二字。”

多年来，曾先生殚精竭虑、勤奋治学，把理论研究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让书中的理论变得更有温度。从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况中提炼学术问题、选择研究方向，是曾先生治学的基本路径。梳理曾先生数十年在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丰富成果，可见其背后跃动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学者“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典范。矻矻穷年，学术报国，这正是曾繁仁心中的使命，值得后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