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华龄出生于1918年,是桂林市离休干部,现年104岁。他不仅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亲历者,也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三次入党终如愿,做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追随者
青年时代革命的火种就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1949年2月,为了传播革命文化,引领青少年和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时年30岁的魏华龄利用书店工作作为掩护,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发行马列著作、社科读物和进步书刊,为桂林解放积蓄了革命力量。为此他还被国民党抓去坐了三个月的牢,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党的信仰,这段经历直到现在他都引以为傲。
新中国成立后,他深刻体会到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新变化,他备受鼓舞。1958年,魏华龄递交了入党申请,表达了自己多年来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时任组织部长的杨国英找他谈话:“你现在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好,你做正合适……所以,你还是留在党外好些。”尽管他入党的愿望很强烈,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接受了组织的意见。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他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美好憧憬,第二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回复是:“文革后民主党派也需要恢复,希望你继续留在党外做工作。”虽然他感到有些失望,但仍然尊重和理解党组织的决定。
直到魏华龄离休,他从市政协的工作岗位退下,这也意味着他顺利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工作任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1996年,他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组织上终于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并且高度肯定了他为党内外的团结合作付出的辛勤努力。终于他在79岁时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梦想。在他心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信仰,他用一生践行了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
锲而不舍四十载,做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领跑者
魏华龄从上世纪60年代调入桂林市文化局工作后,就开始收集桂林文化城的史料,离休后正式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40年来,他先后在《广西日报》发表《欧阳予倩与桂林剧运》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桂林文化城史话》《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等桂林抗战文化著作及史料。他还发起组织成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不仅带头撰写论文,还发动会员及区内外专家积极写作,主编、出版了8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两部《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40多集《桂林文史资料》等,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特别是他在90岁时还出版了一部长达54万字的《桂林抗战文化史》,又在101岁时,出版了《桂林文史资料——马克思主义在桂林的传播》,这些书籍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桂林抗战文化历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史的空白。
魏华龄谈到自己的创作初心:“老来搞学术研究,之所以选择桂林抗战文化这一领域,是因为我和桂林抗战文化有一点缘分,我自小受到桂林抗战文化的启蒙和哺育,对桂林抗战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做这项工作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接受任何人交给的任务,要说任务,这是一种历史责任。”
百年之后归青山,愿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现年104岁的魏华龄,始终密切关注国家发展、社会变化,这也使他的思想保持常新。他反复叮嘱儿女们:“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是可使用的耕地面积不多。当下出现的留坟占地和建房存骨灰盒的现象,严重浪费国家耕地资源。过去传统的殡葬习俗劳民伤财,也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一定要改革才行。我们共产党员要带头改。等我走了,后事一切从简,不办灵堂,不开追悼会,不造坟,不留骨灰,把骨灰撒进家乡的大山。”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将个人的生死观与国家、民族、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老党员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