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幸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全体人民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经济的目标就是为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更公平、更充分地惠及全体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也是为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绝不是“内卷”，更不是“躺平”，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提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公正地享有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共同富裕是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鼓励通过经济活动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人民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的崭新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因此，共同富裕强调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共同富裕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一方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受到公正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思想准备，统筹规划，扎实推动阶段目标逐步实现，不能超越阶段。

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并不是“吃大锅饭”，而是要更加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确保所有社会组成部分都能参与到国家的财富分配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解，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一方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共同富裕越来越凸显人民性、发展性、包容性的基本特征和丰富内涵。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始积极探索共同富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成功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彻底废除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极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将“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使农业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也使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人民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先富带后富探索逐步富裕的路径。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主张，并确立“小康”的目标，成为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途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1992年，中央提出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进入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阶段。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步提升。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仅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发展困境，而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揭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直接作用于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收入与福利得到明显提升，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开始显现效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明显下降趋势。在逆全球化与新冠肺炎疫情交互叠加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加剧，多个国家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风险居高不下，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中国依然如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任务，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主题。在对区域经济、城乡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清醒认知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比于高速增长重视解决总量问题，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从改革开放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转变。

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更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广泛地激发社会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更持久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需要处理好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激发三次分配的巨大潜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要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完善对“老少边穷”地区的精准支持政策，向欠发达地区复制转移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建设并利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依法取缔非法收入，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全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协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深化税制改革，整顿收入分配秩序，统筹做好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衡量共同富裕的具体指标来看，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二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有明显下降；三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有显著下降。从各项指标的分布特征来看，一是城乡差距收敛到合理区间；二是东西部、南北方的地区差距收敛到合理区间；三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差距收敛到合理区间；四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收敛到合理区间。

作者：张冠梓（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