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长效机制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切实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在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不断提升，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银保监会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银行机构网点覆盖超过98%的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基本覆盖所有的行政村。全国乡镇基本实现保险服务全覆盖，大病保险已覆盖12.2亿城乡居民。2021年底，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50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9.1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43.2万亿元，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近8.9万亿元。普惠型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我国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构建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服务不均衡，受经济发展环境和微观主体自身等因素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在不同行业、区域，不同类型市场主体间还存在不均衡问题。相比支付结算金融服务，融资服务提升空间更大。普惠金融机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性金融产品创新需要进一步丰富。普惠金融发展中还存在法律法规规则不健全、不清晰等问题。普惠金融发展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客户信用信息整合程度和可获得性有待提高。普惠金融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为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实现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需要推动强化普惠金融发展中的科技手段应用，健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加快完善风险分担补偿等机制。

首先，金融机构强化普惠金融发展的科技手段应用。金融服务具有规模经济特点，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决定了其单个微观主体金融服务需求量小，金融机构经营成本较高。如与公司贷款相比，小微企业贷款在流程和成本投入方面基本相同，但小微企业单户贷款规模小，决定了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相对成本较高。国内外发展的实践证明，金融科技除了能够扩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外，还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供给成本，提高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中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因此，金融机构在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发力普惠金融的同时，还需要积极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创新更多线上金融产品，依托科技手段替代人力资源投入，在延伸普惠金融服务半径，提高服务效率，强化风险防控，拓展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的同时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增强金融机构自身发展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其次，健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基础设施有较多要求，小微企业受经营规模等因素限制，财务制度、信息披露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在融资支持小微企业中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面临更大风险，不利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需要不断健全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如在小微企业的信用信息散布在工商、税务、海关、工信、监管等多部门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主导加快公共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让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时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客户信用信息，提高业务发展效率和风险防控成效。从提高农户信用档案建档率、优化评定农户信用等级机制、培养农村诚信文化为抓手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另外，结合普惠金融发展需要，全面组织梳理现有制度规则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予以修订完善，在推动业务发展的同时降低制度成本，为普惠金融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再次，加快完善风险分担补偿等机制。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相对较高的风险，这既是行业特点，也有微观主体自身特点的因素。如作为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活动受自然气候因素影响较大，易于出现区域性风险；小微企业经营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且往往缺少足值的抵押物，难以在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间形成风险分担机制。这些意味着，如果缺少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将加大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压力，影响商业可持续。为此，一方面是推动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积极开展商业合作，基于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优势和风险偏好，按照商业化原则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另一方面是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等，有效分担成本，弥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金融资源配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