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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10日，“上海医疗紧急救助”共享文档里的总数据。
求助者的反馈。
求助者的反馈。
志愿者的微信群列表截图。
一份由大学生创建的“上海医疗紧急救助”共享文档里，截至4月10日，求助信息的编号已经排到了1688。求助者的情况描述都不长，却意味着一个个急需解决的困境，新冠阳性患者的血透问题、精神科患者的断药问题……
有求助者打来电话时失声大哭，有得到帮助的人想要送去锦旗，在这份共享文档里，信息的传递，变成了一场生命接力。
文档很年轻，建立12天，仅凭社交网络转发、校园媒体扩散，创建者招募学生和社会中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分工明确——核实组打电话联系求助者，棘手难题留给跟进组，宣传组把文档推广到更多平台，还有法律组、医药组、渠道组、数据组、表格组等。
截至目前，大约三分之一在文档中登记信息的求助者得到了帮助，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三学生华融琦最先产生了创建文档的想法。他是上海人，在校园里组织过驰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为河南郑州暴雨灾害募捐物资的活动。3月30日，他见上海疫情渐趋严重，建立了共享文档分享到朋友圈，由此招募到最早的一批核心成员。大家通过校内媒体等各种渠道扩散，召集身边的同学和社会热心人士，短时间、小范围地形成了刷屏现象，“我一打开朋友圈，连刷十几条都是这个共享文档。”宋佳旻对笔者说。
宋佳旻也是一名学生，是团队里的核心成员，她评价华融琦“性格开朗，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善于做总体规划也乐于牵头公益活动，大家都很信任他”。
到目前为止，微信群志愿者总人数有200余人，常态化维护文档的有几十人，大学生们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去联系求助者，帮他们找解决问题的渠道，“有时候我马上要上课了，就把电话号码发给‘弟宝’帮我对接。”核实组组长赵怡萌说。
赵怡萌口中的“弟宝”是一名18岁的大一学生，叫徐懿行，因为在团队里年龄最小，大家喜欢喊他“弟宝”。他曾参与过一些急救培训，可以简单判断求助人是否有生命危险，然后负责把求助人信息分配给不同的医生，由医生志愿者帮助他们。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徐懿行发现求助者中老年人较多，他们本身有常见的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长期服药。一旦社区封控，家中药物短缺，他们就很难买到药。年轻人能利用各种网络软件买药，但老人不会用，甚至没有听说过。
徐懿行接触过一位独居老人，有尿毒症，需要做血透，必须去医院，“这个很难办，得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去协调”。他提前联系好医院，打电话给居委会开证明让老人出门，帮老人找车。找不到车，居委会和街道也没法给老人安排车辆，徐懿行帮老人叫了网约车。
他还提到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老人，接电话时，老人在电话那头哭，她说：“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这个真的很痛很痛哦。”老人新冠核酸检测阳性，在酒店隔离，因为本身有痛风和高血压，走不了路，当地志愿团队因为一些限制，不能直接对接。徐懿行把街道和隔离点的电话号码给老人，教她怎么打。后来，居委会、街道的工作人员帮老人从家里把药拿到了隔离点。
一些老人给徐懿行打过电话，问题得到解决后，会很信任他。再打电话来时，会问一些细小的问题，徐懿行会耐心作出解答。比如，“马桶会不会传播新冠？开窗会不会传播新冠？莲花清瘟能不能预防新冠？”
互助模式开始突破年龄界限，徐懿行说：“好多老人特别热心，一心想帮助别人。有个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八九十岁的老人，颤颤巍巍的，非要当居委会志愿者。我劝了半天才给劝回去。”
他和团队里的其他同学关系很好，即使之前从未见面，因为这份文档聚在一起，互相变得熟悉，他喊核实组组长赵怡萌“赵姐”，并笑谈“天下大学生是一家”。
比起“弟宝”，赵怡萌更感性，身为核实组组长，她每天晚上几乎都在处理求助信息，打电话、开例会复盘。“说实话，我昨天晚上做梦都梦到我家里人得癌症了，因为睡前处理的几条信息，都是恶性肿瘤病患。”但她要求自己更加理性地去判断这些信息，“不要把自己带进去了，反而帮不了他们。”
为核实、跟进大量信息，赵怡萌加了20个微信群，新信息提醒小红点上的数字总在不停上升。她每天用一个半小时吃饭、洗澡、洗衣物，晚上课前还要给新手志愿者开培训会。她下课后要开每天的工作例会，例会结束后也有一些求助信息需要对接。
除了这群大学生，上海被封控在家的年轻人也参与到这份文档的建设和问题的解决中。25岁的杨西是一名法律从业者，一开始他在网上看到一位老人没有医院收治，感到气愤，觉得社会不应如此，他想给老人买点饭，但后来朋友提醒他，相比于吃饭，药品缺乏和就医困难的情况可能更加危急。
杨西上网找类似的渠道，刚好看到那份文档的链接。“不点进去还好，一点进去发现很多求助信息都很严重，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他说。
为了规范工作的整体流程，宋佳旻制作了一份试卷，内容是参与这项志愿活动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打电话应该问什么问题，有什么需求，有没有确诊，在哪家医院，有没有家属陪同……“其实是一份工作指南，让志愿者能熟练掌握操作。”这些问题，成了杨西之后几天挂在嘴边最多的话。
利用休息时间，他负责接求助者的电话，在两天的周末时间里，他解决了四五十条求助信息中的问题。他发现求助电话大致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求药的，另一部分是求看病的。“有时候从晚上10点开始，一个小时可以接20个电话。”相比与求助者共情，他更倾向于冷静询问。
由于上海处于疫情的特殊时期，线上买药难，线上药店每个小时可能只开几分钟，“一开的话，几千个订单涌进来，药店处理不了的，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都不一定抢得到。”但在杨西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这个药搜得到，可以直接给药店打电话，问库存，再询问线上开放时间，知道了时间再去买，大部分是可以买到的。”他向笔者介绍，今天他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帮5位求助者买到了药品。
从事法律行业的他工作逻辑严密、善于分析，在对接文档信息时，他也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认为很多情况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信息衔接起来”。他从100个求助者中用关键词筛选了所有糖尿病患者，并把他们汇集到一个微信群里，如果不会操作，就让家人进群，集中说明买药渠道，“这样的好处就是，以前一条一条地处理，一人一天10条就很多了，但这样我一个小时帮助了19个糖尿病患者。”
范炉冰今年30岁，住在被上海封控的小区里，通过朋友的转发了解到这份文档。“我觉得我必须得作出一点努力，因为这些求助者面临的困难，可能是将来我的父母或我自己也会遇到的。”他读书时家里不富裕，收到过来自社会的资助。拥有这样的经历，他产生了强烈的、帮助他人的愿望。
他利用个人公众号，发布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参与进来，冷静地去面对疫情。周末空余时，范炉冰还会去社区帮忙送药，他认为“志愿服务是社会资源的一项辅助功能，能或多或少地帮助到他人”。
解决问题的过程并非一切顺利，也有碰壁的时候。有一名急性肾衰竭的患者，已经全身浮肿，又检测新冠阳性，需要120救护车，但医疗资源有限，志愿者也没法联系调动车辆；精神科患者买药有限制，有些药买不到，能买到的药也需要身份证才能拿到；帮忙找好了药店，患者要自己去买，去了以后线下药店则没开门。
文档的建设者们逐渐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渠道，制作出相应的寻医求药的指南。比如，买药之前可以先搜索“上海药店”，查询哪家药店在售这种药品，通过自我解决的方法分流一部分，减轻志愿者的工作量。基于前期积攒的信息，他们又创建了一份“就诊地图”，求助者通过什么渠道在哪里顺利买到了哪种药，都有详细的记录，不透露任何隐私，但能将购药方式直接共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除了接收求助信息，这群年轻人也会主动去收集需求。他们在微博“上海抗疫求助”的超话中看到不少求助信息，录入文档后，核实组和跟进组会尝试帮忙解决。
他们知道，共享文档有不方便使用的地方，老人不会填，需要联系家属协助；一条一条收集，需要大量人工录入、核实、跟进；相当一部分问题解决不了，志愿者会试图联系其他社会组织。
通过这份文档解决困难的人，不少会来反馈，或者发感谢的短信。有人邀请志愿者等疫情结束，来家里坐坐，有人想送面锦旗。“我们是一支临时的团队，由一份共享文档相连结，甚至算不上组织，不用了。”
范炉冰对笔者说：“年轻人虽然社会资源不多，但合力去做这样的事情会形成社会的一种风尚，参与的人多了，大家会觉得这是件很酷的事情。”
“做这件事是有风险的，但年轻人敢担当，敢去做，再加上精力也好。”杨西这样总结他们的优势。
“虽然缺少一些社会资源，但大家的合作氛围很好，都在努力做事去解决问题。”宋佳旻对笔者说，“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整个团队就是一种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