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培育创新集群持续发力

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使其成为原始创新和重大产业关键技术突破的源头，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基础平台，是“十四五”时期的战略举措。目前，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广东深圳四地已先后被批准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从国家层面依据城市已有人才、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布局大型科学研发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首先，人类社会生活前所未有地依赖和期待科技创新。人类花了200万年发展到10亿人口，然而从10亿到20亿却只用了120年，继而到30亿只用了35年时间，后续突破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数据说明社会和经济生活正以指数级速度不断扩张，因为与人口增长直接匹配的是人类所需的食物、能源、教育等方面的超线性增长。在每一次突破中，支撑开放式指数级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就是科技创新。从历史的统计规律看，整个人类的创新周期在不断加速，突破性的成果越来越快地诞生并改变世界。一方面，世界整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等都需要从创新中找到解决方案。因此，科技创新成为每个大国的中心发展议题。

其次，全球科技竞争前移到基础科学领域。近几年来，“卡脖子”技术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并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科技创新上的紧迫感。然而“卡脖子”技术只是一系列深层问题所折射出的现象，技术研发难题反映的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差距。创新周期加速，意味着范式转移也在加速。下一个颠覆性技术和产业突破具体在哪个领域发生、何时发生，这些问题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这使得科技竞争更加白热化，但同时也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把握先机的要领在于基础科学上的发力，知识上游的优势地位才能水到渠成地引发技术端的勃勃生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着力点正是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从而争取由我们来引领下一波技术和产业的新浪潮。

再次，科学技术研发的面貌也有了新的特征，需要国家层面集中谋划。20世纪下半叶开始，现代科学基本进入了大科学时代。“大”在于难题的攻克需要更广泛的合作，科学研究所依赖的仪器装置也需要巨额投资。科技前沿的研究对象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尺度和环境，需要更大型的科学装置来向微观和宇观层面深入发展、人工模拟更极端的环境。北京怀柔科学中心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就是实现这些功能的“大国重器”。大型科学装置虽然旨在解决基础研究问题，但由于其设计、建造众多环节中都需要攻克技术难关，通常带来大量技术溢出现象。同时大型科学装置昂贵稀有、对一流研究来说不可或缺，这使得它成为吸引世界顶尖人才的重器。建造、运行和维护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团队工作也成为培养青年后备队伍的绝佳练兵场。

最后，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的培育对城市和国家发展而言尤为可贵。政府有意识地引导形成创新集群，直至其内部产生强大的自组织能力，是培育创新生态的有效方式。创新集群中多学科、多主体交叉融合汇聚不断加速，可以激发从基础研究、技术转移、产业对接全网络的活力。以北京怀柔科学中心为例，其中容纳了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中介机构等多个主体，横跨物理、化学、航天、信息等多个不同学科。空间上的集聚除了形成规模优势，还将直接增加人员的面对面互动，这种交流不仅有利于显性知识的流通，更重要的是，它是顶尖研究所需的隐性知识传递的必要条件。隐性知识包含科学家灵感的产生、新思维的碰撞、价值取向的选择等等，是创新的点睛之笔。

期待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未来能从硬件、软件两方面推进国家创新。在硬件方面，以大型科学装置为中心，吸引一流人才，集中资源重点投放；在软件方面，通过创新集群培育创新生态，从而以文化形态融入城市基因，形成更长远、更坚韧的竞争力。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