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就业市场“35岁门槛”

公务员考试中的“35岁门槛”再度引发关注。日前，“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

“35岁门槛”，是公考中一种由来已久的规定。在过去的社会背景下，此规则的形成，确实有着相当的现实考量，比如，它对应着社会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劳动力的供应充足，并且还不无对选拔效率和公平的兼顾。

但是，近年来，呼吁放开这一年龄限制的声音越来越多，并且每每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和热议。这足以反映出社会的普遍心声。这背后其实是社会现实的变迁。

比如，2020年，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2020年，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也就是说35岁的限制标准已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年龄了。

此外，2011年，我国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到2020年，已经提高到10.8岁，“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提高至11.3岁。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继续沿用35岁的年龄限制，留给毕业生考公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且不说，这会加剧求职者的年龄挤压，实际上也将大大限制公务员选拔的人才基数。

还需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国情下，公务员招考的年龄限制，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揆诸现实，“35岁门槛”几乎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各个领域。高校、科研单位、企业……几乎可以说都践行着“35岁以下是人力资源，35岁以上是人力成本”这样的选拔观念。这既是一种被人为强化的年龄歧视，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人力资源的浪费，束缚着社会才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置于当前放开三孩的大背景下，也不容忽视这种严格的、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对于社会生育的负面影响。道理很简单，职场的年龄限制越严，就越容易伤害女性在生育上的“自主性”，从而构成对生育空间的一种压榨。

因此，无论是社会整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还是人口红利式微，以及老龄化加剧、提升社会生育率的需要，35岁这道就业市场的“金线”，理应受到重新审视。到底是延后还是直接取消，需要综合性的研判。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过去时代的产物，它的确到了应该优化的时候了。

当然，从适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变化来看，对35岁门槛的调整，仅仅只是一个“术”的层面的改变，更要改变的还有整个社会的年龄观、就业观、用人观。

比如，就业市场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对于“年轻化”“低龄化”的过度追求，以更开放的姿态对其他群体有更公平的接纳；如何从善于挖掘年轻人群体的红利，转变为更好兼顾对中年甚至老年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如何避免老龄化加剧挤压年轻人的空间，等等，都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包括个体，在机制、心态、观念等方面有更积极的调整。这方面，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有过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理性参照的基础上，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更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