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恐是个筐，不想做的事都往里装？究竟什么是社恐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不想要别人看到我，也不想跟外人说话。我连出门走十分钟买奶茶都要穿戴好口罩、围巾和帽子，全副武装，要点什么饮料也是提前在手机备忘录上写好。有一天，我买回家的奶茶在进门的时候洒了，当时我一边哭一边擦桌子、擦地，心里想的是：‘买奶茶好难啊。’”

25岁的留学生Sammi这样形容她人生中最“社恐”时的状态。“社恐”是“社交恐惧症”的简称，它原本是一个心理疾病名词，属于焦虑症的一种，指的是人们面对社交、公开表达时因为害怕被人评判、指责等而产生的逃避心理。

如今，“社恐”已经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名词，它早已变得更加泛化，成为网络上的年轻人对自己逃避社交的一种状态的调侃。这一状态近年来在年轻人之中特别流行。2021年11月，《中国青年报》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关于“社交恐惧”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22%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存在轻微“社恐”；6.90%表示自己有比较严重的“社恐”；还有0.64%表示，自己真的被医学上确诊为社交恐惧症。

与“社恐”这个现象相对的是，2021年夏天开始，一个名为“社牛”的互联网新词流行起来。这个词是 “社交牛逼症”的简称，源自B站 “双喜哥支持鸿星尔克”这条搞笑视频的评论区，当时有网友形容视频主角不顾他人眼光大吼大叫的行为是“社交牛逼症”，短短的评论迅速获得了20多万人的点赞，也让“社牛”这个词汇成功出圈。

很多自认为“社恐”的人，内心都有着对“社牛”向往。2022年1月，一名叫PH94B鼻用喷雾剂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的批准，用于治疗成人社交焦虑障碍。据称，这款喷雾没有味道，15分钟就能起效。消息传出后，这款尚未上市的新药被网友们调侃为能够让“社恐秒变社牛”的神器。但是，这种治疗方式更多的是针对病理性焦虑症的缓解，而更多的“社恐”并非病理性的，而是一种文化性的、自我构建和自我命名的综合征。

“社牛”和“社恐”仿佛当今社会的一体两面，它镜像般地折射出当今的社会生活。在“80到00后”的中青年人中间，之所以会有 “社恐”和“社牛”现象，与经济、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

恐惧背后的“文化堕距”

统计非病理学上的“社恐”人士的具体数据，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是一个难题。首先，这种“社恐”状态是由个人自己定义的，其次，这些人会尽量减少自己与社会大众的接触和联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社会学系主任王水雄写过一篇《当代年轻人社交恐惧的成因与纾解》的文章，在他看来，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恐”人群进行定量研究和数据化分析，确实很难做到。自认为“社恐”的人士中很多人喜欢打字交流多于电话沟通，也有人逃避面对面的交往，甚至有“余光恐惧”。因此，人们只能尽量从自己的人际和社交网络中，窥探社会学意义中自认为“社恐”人士们的内心独白。

不过还是有人愿意把自身感受表达出来。1991年出生的山东姑娘张泽泽职业是公务员，2022年2月底，她在网上叙述了自己12年的“社恐”体验，得到了不少人的回复和共鸣。

从张泽泽的个案中，可以窥见“社恐”的年轻人究竟在害怕什么。在日常社交中，最困扰她的其实只有两件事：第一是参加单位组织的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时，需要抛头露面，当众表达，她在此时总会出现心跳加快，吞咽困难，大脑一片空白的生理反应。其二，她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些必须出席的“山东特色”的酒局、饭局，在这种场合她也会如坐针毡。张泽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就在几天前，她刚刚参加了一个长达三四个小时的饭局。虽然在席上她把酒换成了奶茶，但她该说的敬酒词一句也不能少，长辈、领导叫她“端杯”的时候就得端杯。

张泽泽不喜欢这些酒局，可她不得不承认，那些在饭桌上表现出“社牛”状态、和领导、长辈打成一片的人，比在工作中不断苛责细节的她，获得的机会要多。

生活在北京的新媒体平面设计师、38岁的阿庄也有着类似的烦恼，他在二次元世界里有多种多样的爱好，却不喜欢聚会，最多只和关系紧密的老友吃饭。他自称，在生活中最让他有“社恐”感的一件事，就是和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共处一个空间——尽管从年龄上看他自己也算人到中年。“他们的话题充满了炫耀、油腻、自以为是的感觉，没一句真话。我自己是男性，但我就是很讨厌他们。”

张泽泽“把酒换成奶茶”的细节成了一个有趣的隐喻：一个年轻人可以选择在饭局上喝自己喜爱的饮料，但是在更大的话语体系上又必须屈服上一辈为她留下来的规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王水雄用“文化堕距”这个社会学上的概念，来概括年轻人中的“社恐”现象，尤其是他们在职场中对传统“酒局文化”的反叛与恐惧。

“文化堕距”指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在前，文化习惯和社会传统跟不上，造成二者相割裂的现象。“酒局文化”就是一个例子。对80后、90后甚至00后的中青年人而言，他们多数成长于独生子女家庭，家长出于好意不会将必须应酬的压力转移给孩子，而他们同辈数量本来就不多，交流的方式也与上一辈有很大不同，“酒局文化”本来在他们中间已经慢慢消淡。当这些青年人出了校园步入职场，会发现社会中还是存在着他们原本的生活经验中接触不多的“酒局文化”。这就造成了他们内心和外部世界的矛盾。

“‘酒局文化’这个现象有特定的道理，因为有时候在社会里需要有这样一套‘仪式’，来凸显某些人的地位比较高。”王水雄说。当下一代人发现自己的工作机会、工资评定等依然掌握在上一代人的手中，他们不得不违心地去适应那一套和网络社会发生了“堕距”了的文化仪式。正是这种不情愿却又必须服从的心理，让这批中青年人无所适从。

一体两面的“社牛”与“社恐”

虽然“社恐”已经上升成为生理性问题，甚至为此去医院开过药，很多人还是看不出张泽泽内心的恐惧。她在生活中是个活泼、健谈，富有亲和力的女性，哪怕和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聊天，或者电话联系业务，对她而言都不是什么难事，“这种一对一交流反而是我很擅长的。”只要不用去公开场合展示自己，她简直是“社牛”一样的存在。

阿庄也有自己“社牛”的一面，在为数不多的熟人和朋友面前，他就会像被喷了“社牛喷雾”一样好起来，可以聊天，搞怪，讲冷笑话，毫无顾忌。但这个另一面的自我，自小学毕业起他就不愿在陌生人面前展露了。而他之所以一直坚持做设计师，也和这个工作只需要和相对固定的人接触，不需要拓展交际圈有很大的关系。

杭州的自媒体创作者、95后唐雪也是“社恐”人士。几年前，她开始制作视频、写公号文章，讲述自己如何突破这种心理障碍。在她建的几个交流群里，自认为“社恐”的年轻人争相留下自己的经历，天南海北的网友们和陌生人分享工作状态、玩游戏和读书的心得，也会有人向她倾诉“一个人待着内耗严重”“长时间独处的孤独”。在这种交流中，有人会反馈说“感觉自己(症状)减轻多了”。在这种交流中，她帮助了别人，也部分治愈了自己。

从聊天记录看，这些“社恐”在网上其实都是“话痨”，语言还很流畅甚至俏皮。可以说，在这些微信、QQ群组，抱团取暖的豆瓣小组中，他们尽情释放着“社牛”一面。如今，豆瓣“我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小组有4万多个成员，另一个关于社交恐惧的小组“社恐抱团取暖” 有6万多成员。这些数字，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自认为“社恐”的群体数量相当庞大。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丹丹对“社恐”现象一直有观察。2019年，她曾写下一篇《论社会退缩》的论文，她观察到一些人在高度竞争的职场上遇到了心理困难后，会选择一种“退缩”行为保护自己，主动退出社会竞争，不让他人评价自己，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现象。比如，这些人会不自觉地对看小说、上网等某些爱好上瘾，有的人会不出门社交，宅在家里“啃老”。这些现象，算是一种在过分强调竞争的社会中竞争失败留下的后遗症，也是“社恐”的一种。

细究背后的原因，郑丹丹认为，互联网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传统的人际关系、亲属关系都有很大的削弱，尤其是对传统“宗族”社会以及相关仪式感的削弱，这都给“社恐”的流行留下了不小生存空间。就如同如今的年轻人敢于借着“社恐”面具说出自己想要“断亲”，一到过年就吐槽亲戚的各种行为，因为不爱交往而反对传统相亲，也是同理。

郑丹丹举了一个例子，作为“70后”，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女性不结婚也不爱社交，那她面对的不仅仅是社会压力，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她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比如扛煤球、安装灯泡这些粗活，对单身女性而言都会造成生活难题。但是现在，有了各种社会服务类软件和社交软件，此类事项几乎都可以外包，当人们发现这些生活琐事通过技术手段能够解决，就会对不爱社交的人有更多的宽容。

她觉得，如今，人们能够大声说出自己是“社恐”是件好事，给自己贴上泛化了的“社恐”标签，反而是社会进步给个人带来的一种解脱和自由。“在以前的社会里，如果你完全没有社会联系，生活起来都会很困难。此外，有很多人不是不社交，他是用另外的方式社交，这个人在现实社会看起来很腼腆，但在他的社群里，他是活跃着的。”

剧本杀、游戏、群聊

拒绝无效社交，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95后甚至00后，其实表现得比80后和90后更适应，更加自洽。“社恐”状态对他们而言其实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可以自己创造一些喜欢的场景：通过电子游戏、剧本杀、二次元活动等，自由自在地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不用理会上一代的要求与规则。面对这些完全进入不了的新兴社交领域，上一代拿他们也无可奈何。“社恐”和“社牛”对这些年纪更小的人而言，是可以坚持的性格中的一种底色。

在这一点上，80后、90后更羡慕95后身上的那种在“社恐”和“社牛”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张泽泽就在内心羡慕那些95后同事身上对职业的洒脱劲儿：他们对酒局文化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然拒绝，毫无他们这一代人的犹豫彷徨。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什么给领导服务，什么聚餐？他们不放在眼里的。”

95后的Sammi觉得，她自小内向，是天生的“社恐”，成长过程中为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又经常转学，出国留学等，身边的伙伴总是不断变化，无法形成稳定的朋友关系。她身边的很多同龄人也有类似的问题。成年后，她开发了一些拓展社交圈子的办法。比如，她成功组织了几个并不相熟的女孩进行“剧本杀”活动，参与者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王水雄发现，多参加“剧本杀”这类活动，对“社恐”人群确实有一定帮助。这些“剧本杀”的剧本不是完全生活化的，通常都设置为奇幻剧、推理剧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而年轻人能从这些虚拟的环境里得到较好的社交体验，就可以慢慢表现出比较适合这种场景的交流状态。

不过，他也注意到这类活动的一些隐藏的问题。比如，如果“社恐”人士要去发展更深刻的、必须见面交流的人际关系，这些活动还是不能满足。另外，有些人可能会对“剧本杀”这种偏虚拟类型的活动上瘾，他们可能会停留在对关系的幻想之中。“好像把沟通停留在基本面上也就可以了，这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像著名科幻电影《她》中描写的，未来世界中人类和AI谈恋爱，和真人难牵手的故事，也正在“社恐”人群中发生着。设计师阿庄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目前单身的他对恋爱这件事是积极的，也接触过几个姑娘，但他一直懒得见面，只喜欢“网聊”。“谈恋爱不喜欢见面，很奇怪吧？但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

如何在这种虚拟交往中注入现实性，防止人们在现实和虚拟的情感之间来回切换，造成更大的不适应？王水雄建议，最好还是要在这些活动中进行一些“情感摄入”，想办法为他们注入真实的情感能量，把他们和人类的真实情感联系起来。

一些年轻人确实也在真实交流中逐渐走出“社恐”。过去的Sammi，会用“社恐”作为面具去抵挡长辈的“社交饭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这种饭局也有好处，它是一种真正的交流信息的过程，渐渐不再排斥这种场合。张泽泽开始努力克服自己的“社恐”，事实上她也不是完全不能适应社交，此前她刚工作时曾经到基层乡镇锻炼，当时与人的沟通能力提高了很多。“这种都是真实接触，比那些酒局要有意义得多”。(Sammi、阿庄、张泽泽、唐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