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灵渠，走在重生的路上

2022年2月16日，市委、市政府召开灵渠保护提升工作专题会，保护提升灵渠的有关工作再一次被提上日程。

世界级旅游名城，应当有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匹配。可喜的是，桂林有这样的气度。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也是全世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在历经两千年浩淼烟波后，这颗“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至今仍熠熠生辉。

在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当下，保护灵渠的原真性、完整性显得十分迫切。而重新挖掘、定义、规划、提升古渠也势在必行。

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保存，这些年桂林市委、市政府、相关专家围绕灵渠展开了接力探索。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让古渠踏上新生之路。

古运河的兴与衰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1736年，21岁的袁枚告别家乡杭州，乘船南行，经由江西一路到了桂林。在兴安灵渠，有感于眼前如诗如画的山光水色，袁枚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在袁枚所处的乾隆年间，正值灵渠航运业最繁荣的时期，桨橹声阵阵，船只首尾相连，贸易繁荣。《兴安县志》记载，当时日通航船近300艘。

作为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重要渠道，开凿于公元前214年的灵渠盘活了中国的水运网。从北到南，文化、物资、技术不再因山峦层嶂而止步。随着灵渠和大运河的相继开通，货船可以一路从漓江、灵渠到湘江、长江，直达长安城。同时，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纽带，灵渠牵动着国与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灵渠的开凿，最初是秦始皇统一大业中的关键一环。秦代以前，岭南地区被认为是“徼外之地”。灵渠修建的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正是灵渠的开凿，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

“北有长城，南有灵渠”。能和长城相提并论，除了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还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建造技术。在生产条件不发达的秦代，中华民族祖先们的智慧被浓缩在了这条长30公里、宽约5米的人工运河中。10万先秦军民不用一克炸药，全凭手凿肩挑，不仅解决了湘江故道分流的技术难题，还设计了36座陡门，也就是当今的水闸，比现代船闸早了1000多年。此外，灵渠还在灌溉、排洪、漓江补水等方面持续发挥着价值。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灵渠》中写道“渠水绕迤兴安县，民田赖之”，清代鄂尔泰在《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中记载“近渠之田，资灌溉者不下数百顷”。仰仗灵渠，兴安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桂北粮仓。

灵渠上的繁忙景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随着1940年代湘桂铁路开通，灵渠水运成本高于公路与铁路，同时狭窄的渠道不再适于发展需求，灵渠的航运难以为继。到上世纪60年代，灵渠彻底退出了航运的历史舞台。

从兴到衰，灵渠的生命线长到足以横跨两千年。但看到昔日“巨舫鳞次”（徐霞客《粤西日记》）的运河归于沉寂，不舍与惋惜之情盘踞在每一位有志之士心头。

灵渠的困惑

当曾经的“不可取代”终被取代，灵渠是时候带着过去的辉煌，以新的身份重新走上历史舞台。这个新的身份与角色，就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文化旅游服务。

然而，多年来“灵渠游”却未达到想象中的火爆程度。近几十年的数据显示，灵渠每年的游客停滞在二三十万人次。而桂林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过亿人次，拥有地缘优势、紧挨桂林的灵渠，为什么没有“吃”到旅游红利？

旅美作家，文化、社会学者，参与推动灵渠世界灌溉申遗项目的崔润民是土生土长的兴安人。灵渠之于他，就像一生中的羁绊、难舍的故土情结。也因看到了灵渠的沉寂，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灵渠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中。

在他看来，灵渠停运后，未见过其盛景的后人只知有秦堤而不知这里曾是“三楚两粤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的赖以生存的水路”，灵渠的名气也随之衰落。尽管他多次基于历史学家郭沫若“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论断对灵渠和长城展开了历史纵向、地域横向的比较，如长城影响了北中国多个省市；灵渠则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多个省区。从文化特色方面比，筑长城，保边民，使国家安于一隅，体现了中国保守型的文化特点。而灵渠则通文化，兴教化，重农桑，振经济，将中原先进的文化、耕织技术、宗教信仰，源源不断输入大西南与东南亚，使大西南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体现了中华文化开拓性的另一面。

但客观事实也证明了，游客显然更认同“北有长城”这个强势的民族文化符号。数据显示，2021年，长城的日均接待量为4.8万人次，最多的一天达到8万人次。这还是基于疫情防控要求，不超过最佳承载量的75%后的数据。

2005年，为协助兴安竞选中国十大魅力古镇，崔润民与太太曾京兰专程从美国回到北京，到央视为家乡助阵。当得知兴安捧回十大魅力古镇第六名时，他却兴奋不起来。

为何灵渠陷入了发展的桎梏？崔润民一针见血地表示，很长时间以来，灵渠未跳出“灵渠即秦堤，秦堤即灵渠”的发展思路和格局。“从秦堤到铧嘴与南陡村的灵渠公园，全程不过1公里，半小时走完，如何吸引游客？如此小格局就形成了‘弱者恒弱的弱式’的马太效应。”崔润民说。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灵渠历史作用的论述，多限于与岭南的关系、军事功用价值。然而，崔润民却认为，灵渠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空间。比如当时借助着灵渠，缘海而进，连接起东南亚诸国海上丝路；再比如灵渠设计的科学性和技术的超前性、科学完善的水运体系、灵渠的陡军与屯田文化，等等。这些都应该有机地、一体地被纳入灵渠保护与发展的蓝图中去。

除了上述发展的惯性思维外，灵渠两岸的原生态环境遭到损毁、一些古村落没有得到很好地保存以及缺少宏观整体的科学规划，也是造成灵渠“在发展中打圈圈”的怪现象。

崔润民不是一个人在为灵渠呐喊。古渠谋求新生，牵动着许许多多专家、学者、有志之士的心，地方、中央也对此倍加关怀。经过市委、市政府和学者专家的细致调研与论证，多方达成了“灵渠是活态文物，运转则生，停运则亡”的共识。灵渠在2018年迎来了复航。在灵渠航运按下长达数十年的“暂停键”后，浮舟过岭、千舟竞发的景象再度重现。同年，灵渠成功跻身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距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申请又进了一步。次年9月，灵渠南渠复航二期工程顺利竣工并通航。

桂林市一直致力于灵渠的保护与提升，先后实施了保护、修缮、文化展示等九大工程，灵渠补水、灵渠公园等改造提升工程，还在灵渠沿线打造了“寻秦访古”历史旅游业态。市委书记周家斌、市长李楚也多次在会议上作出指示和部署，强调在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之都方面，要重点推进灵渠保护提升利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设灵渠文化博物馆、综合整治灵渠周边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工作。

今年1月1日，《桂林市灵渠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灵渠保护、开发、提升工作进入法治化轨道。

灵渠发展之“困”，迎来解纾。

未来之路：一些建议与构想

在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当下，古老的灵渠如何进一步适配，做大文旅产业的“蛋糕”？

崔润民曾在深圳港中旅从事过多年的旅游行业。对于灵渠未来发展，他提出了几个大胆的构想。

首先，鉴于当今世界的旅游热点仍集中在名胜古迹游、自然风光游、生态游、探险游等几大热点，先天条件良好的桂林，恰恰都具备这些资源和实力。可以以灵渠、七星公园、王城为载体，分别打造超大型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全国最大最有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古人文景观群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大超市”，即无论何种旅游诉求，在这里一站式都能满足，达到让旅游者“花一次路费便可玩到尽兴而归”的目的。

其次，针对灵渠，可以开设灵渠“觅古游”，修复已废弃的北渠与三十六座陡门（船闸)，以及灵渠两岸众多古石塔、古牌坊，整理重现严关古战场遗址、杨八姐阵亡遗址、溶江汉墓群等古迹让游客觅古探幽。尤其是国外游客，可以让他们坐上“古人”的“航船”从湖南方向的北渠逆水而上，并通过南渠往桂林方向顺流而下，去体验古人航运的艰辛与乐趣，沉浸式获得旅游体验。

同时，建议将苏杭园林艺术移植到北渠、秦堤、城台岭范围。灵渠位于漓江上游，河水清澈亮丽，既有宽阔如镜的湘江，又有潺潺溪流分布其间。在这里建一个水上园林区，让小桥流水纵横交错其间，移步换景，美不胜收。并且在水上园林中，放置“四贤祠”“三将军墓”“灵渠博物馆”“中国水利博物馆”“广西民俗博物馆”“兴安历代文化名人艺术馆”“历代名人碑刻”等充实其传统文化内涵。还可以在灵渠两岸种植“活化石”银杏树。因为灵渠所在地兴安本身就是银杏树的故乡，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产地之一。在银杏林中荡着小舟，觅古探幽颇具诗情画意。

此外，崔润民还建议灵渠两岸设立汉、瑶、苗、壮等各民俗文化村寨，为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游”。重建灵渠两岸的寺庙、文庙与道观，为游客提供“宗教文化游”旅游产品。专门辟出灵渠田园风光区。历史上，灵渠所经过的流域，不仅是鱼米之乡，也是水果之乡。要想向游客介绍灵渠高超的设计艺术，其巧妙的灌溉功能是不能忽略的。在地势高的地方布设筒车浇灌设施，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灌溉农田的过程。同时参与科学耕作，采摘并品尝果实，体验农民丰收的喜悦，别有一番诗意。

由于兴安、灵川、桂林市区、阳朔都在一条线路上，可以尝试着打造一个联动的旅游区，让游客们来桂林真正能体会到“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的乐趣。

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文俊及研究生李桂芳、黄莹在《基于“活态共生”的中小型河流遗产保护与复兴》《基于共生理论的千年古渠遗产景观提升策略》等论文中，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认为，要激活古运河复兴，需将“遗产功能复合化”。同时，通过梳理整合沿岸的历史遗存，使其形成有机共生的水利工程遗产文化带，构建水利遗产文化廊道。延续空间肌理，将南北渠主要道路打造成为历史遗产景观轴线。在灵渠景区的景观设计上主动体现拥抱周边环境的理念，延续古渠遗产文脉，并且维持秦风古韵。让古运河与城市、社区、农业与旅游实现良好的循环与互利，实现人文、空间格局、景观环境三个维度共生。

■嘉宾访谈

围绕“水”元素

做活灵渠水韵、水利和水文化

□江田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认为灵渠未来的保护与发展可以抓住“水的纽带”，从水韵、水利、水文化三方面入手，做活灵渠这一渠春水。

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可以说，灵渠因水而“灵”，它的保护和发展不能离开水。可以添加“渔火”这个文化符号，灵渠上的“渔火”、灵渠附近的打渔村，都可以成为“水文化”的重要内容。

此外，我认为还可以借助灵渠历史剧，强化灵渠这个文化IP形象。把秦汉以来围绕灵渠而展开的重大历史故事以现代人喜欢的方式进行演绎。同时还可以放大灵渠的“名人效应”，像柳宗元、李商隐等历史名人都曾经经过灵渠，挖掘文化名人与灵渠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对兴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梳理。灵渠不仅仅局限于一渠，而是与它的所在地有着密切的历史人文关联。通过举办一系列的非遗文化节庆活动，丰富灵渠游览的内涵。

最后，建议灵渠的保护与发展要加强与湘桂古道沿线古迹、古村落的联动，走廊的联动，像严关、陡军文化，都与灵渠有着密切的联系。

灵渠于2018年成功跻身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建议专家学者、政府加强对兴安地区水利资源的调查，充分挖掘灵渠水利灌溉遗产背后的历史故事，甚至可以开发一条水利灌溉的研学实践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