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等行动不便人群无人陪诊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一种新的职业——陪诊师悄然兴起。他们陪同患者前往医院就诊,担任就医向导,还提供代替排队、领取药品、陪伴交流以及交通、就餐等服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陪诊服务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现实需求,但由于缺乏监管、准入门槛低等原因,有的机构或人员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妨碍医疗公平。陪诊行业健康发展需要监管和行业规范同步跟上,才能更加规范安全。
“早上与客户会合前,我就做好了准备工作:到医院取号、给客户买早餐和矿泉水。客户到了,我就带着他排队、面诊、缴费、检查、取报告、取药,直到确认完成所有程序,还要帮客户查好路线,将他送上车,陪诊服务才算结束。”小刘一年前辞去了医院里的行政工作,做起了陪诊师,他团队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有过医院工作经历。
据小刘介绍,一般需要陪诊服务的有三种情况:一是陪同就医,主要是老年人和孕妇、带孩子的年轻妈妈等,有的老人对就医流程不熟悉,有的母亲带两个孩子看病,需要有人照顾;二是代替问诊,主要是外地患者,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到医院面诊,就会把病历、最近情况和问题等发给小刘,请他找医生咨询;三是跑腿,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来医院的患者也会找小刘帮忙。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以“陪诊”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提供相关服务的店铺超过1400家,有的店铺月销量多达上千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提供陪诊服务的网络平台。
安徽省六安市读者瞿先生年初在上海某医院看病时迷了路。“第一次进这么大的医院,简直晕头转向。到处都是指示牌,各种诊疗科室写得密密麻麻,看得我头大。门诊科室、办住院手续、缴费、开单子、取药都在不同方向。门诊和检查也不在一个楼,问了好几次路才找到地方。”瞿先生说,最后找了个陪诊师帮忙,很顺利地办好了手续,“比我自己一点点摸索方便顺利多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陪诊平台有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一些机构、公司招聘陪诊师,统一培训、分配工作、发放酬劳,服务质量相对有保障;还有一种是类似外卖平台的经营模式,即开放平台供大家注册,在该平台上自主接单陪诊。在第二种模式中,无论是否具备相关职业技能,只需在平台注册就能够提供陪诊服务,有的并不能真正提供就医便利,反而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服务纠纷和后续问题。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表示,现行法律法规尚无针对陪诊服务的专门规定,实践中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行业惯例,在患者和陪诊师不签订书面合同或仅订立格式合同的情况下,患者、陪诊师之间权利义务划分并不明确。比如,患者在就诊过程中权益受到损害,很可能难以分辨是医院诊疗失误还是陪诊师传达失误。再如,在接受陪诊服务时,患者需将身份证件、就诊信息、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告知服务提供者,面临信息泄露风险,陪诊师甚至可以通过售卖谋取非法利益。
记者采访时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预约内容相似的陪诊服务,但价格却相差巨大,低的大概50元左右,高的超过600元。服务价格一般根据陪诊的难易程度、时间长短调整,难以量化,全由服务提供方开价。定价权完全掌握在运营者手中,平台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控制服务价格。各平台无须相关资格证书即可经营,定价、管理标准不一,为陪诊服务市场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陪诊纠纷多发于医疗资源紧张的地区,让缺乏专业能力甚至意图非法牟利的陪诊师有空可钻。如果能改善就医难现状,陪诊纠纷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许泽玮表示,有关部门应加快构建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尤其是完善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体系,加强对不法诊疗行为和不规范医疗平台的监管和整治。同时,鼓励医院通过提供上门就诊、实现患者分流、增加职业人员数量、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提供网络就诊等新型诊疗方式等,主动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邓勇建议,一方面应构建职业陪诊企业认证与资质管理机制,明确行政监管主体,着重从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应推动形成陪诊行业自律,不仅能减轻行政监管的压力,还能减少陪诊师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摩擦,通过市场发展、政策引导“两只手”推动陪诊行业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