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植树运动

  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央苏区连续三年春季开展了植树运动，并把每年4月5日清明节确定为“植树节”。
　　毛泽东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
　　尽管中央苏区反“围剿”战火不断，苏维埃政权建设千头万绪，但是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仍然十分重视植树工作，号召苏区干群抓紧时间绿化荒山，保护生态，发展经济。1932年3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会通过决议案，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发布在当天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1932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成立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中规定，“每年春季举行植树运动”。1933年2月13日，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春耕计划的第二号训令时要求，“河堤圳坝旁边要种植树木，原有树木不准砍伐，留以巩固堤岸”。1934年1月24日至25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谈及经济建设时指出：“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
　　中央苏区开展植树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旱灾，并且植树还能保护道路，有益环境卫生；解决日常需用燃料（如木柴木炭）；增加果物生产，增加群众经济收入；开发空山荒地。
　　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扎实推进植树运动。一是由各级政府向群众广泛宣传，说明植树的好处，发动群众种各类树木。二是在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在适宜种树的荒山，尽可能植树造林，并要求广场空地都必须种树。三是由各乡区政府考察某地某山适合栽种树木，通告群众选择种子。四是为保护森林和树木发育，春夏之时禁止随意采伐，免伤树木。五是用劳动竞赛方式鼓动群众，注意培育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进行植树运动。从中可以看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进行治国理政的试验探索中，已经具有朴素的绿色环保意识。
　　不去“上坟”，而去种树
       中央苏区将植树运动与破除封建迷信相结合，努力实现移风易俗。
　　1932年4月5日是清明节，也是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植树节，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当天刊发社论《提倡植树运动》，号召每一个少先队队员、儿童团团员“不去‘上坟’，而去种树”。清明节农村中不少人都要祭祖宗、扫坟墓、烧香点烛。中央苏区在清明节发起植树运动，倡导文明新风。各级共青团组织事先在群众中作宣传解释，并定下种树的区域，到植树这一天集合起来，每人种一棵树，按行排列种得整齐，就像农民插秧一样。而且，团员青年宣传植树运动、反对封建迷信时，是耐心地向工农劳苦群众进行说服教育，而不是强迫禁止他们扫墓祭祖，极大地尊重了当地百姓的风俗习惯。
　　在党和政府号召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植树运动中来，许多青年妇女、少年儿童走出家门，和壮年男子一起植树造林，参加春耕生产，为增加收成而奋斗。还有人创作了《植树歌》，刊登在《青年实话》上：“（一）清明天气，真真好，大家快来种树呀！发展山林的生产，改善工农生活！（二）植树利益，你晓么？能防水旱的灾祸，巩固河堤且避暑，木材果品又多。（三）硬木砍来斟梭标，又做枪壳又做炮，整齐武装上前线，粉碎敌人‘围剿’。”
　　植树运动蔚然成风
　　在中央苏区的努力下，植树成为一个经常的群众性运动，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植树运动组织有序。苏区各乡设立植树委员会，由乡苏代表及群众积极分子组成，有的村还组织分会。该委员会负责植树的宣传计划与布置动员。所有苏区农村劳动群众在有场地的情况下，每人植树五株以上，注意培植。植树运动成绩突出，据《红色中华》报记载，截止1934年5月，瑞金植树60.37万棵，兴国植树38.98万棵，多山的福建植树21.38万棵、种了木梓种子1699斤。
　　二是科学植树日渐普及。《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中央苏区党报党刊刊登了《植树的方法》《植树的益处》等文章，对栽种、插枝、栽秧等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对植树的用处、时令、种苗等作了详细介绍，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各地开展铲山和植树运动周活动，对经济价值大的木梓、竹山周围的杂树盘枝，全部砍干净，以利于竹木生长。铲山时严禁炼山，土地人民委员部在春耕检查时对会昌高排一区普遍烧山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
　　三是保护树木深入人心。在二苏大会上，军委直属队在提案中建议：“多植树木，保护森林，禁止任意砍伐树木。”为此，人民委员会专门制定颁布了保护山林条例，对保护山林作出详细规定，凡违反条例规定、任意砍伐树木的进行处罚。比如，按照树价加倍赔偿给该项树木的所有者；砍伐树木的主要负责人处以一个月以上的强迫劳动；如因砍伐树木而发生严重的情形者，处以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各级政府如不负责任随便批准砍伐树木，依照前项处罚之。
　　四是生态效益初步显现。1934年9月，《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土地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时发现，苏区与白区形成两个世界的鲜明对照。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今年是遭受着普遍的灾荒，‘六十年未有的水灾，再加上一百年未有的旱灾’，使今年的秋收完全绝望。数万万的灾民辗转于饥饿残废的环境中”。而在苏区，由于开荒植树、兴修水利，水土流失少，生态环境好转，中央苏区这一年不仅战胜了罕见的旱灾和虫害，而且农业收成比上一年增加一成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