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百年话源头

编者按：火红的七月，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101岁华诞。从小小航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坚守理想，坚定前行，终于成就了昭如日月的伟业。本刊特别策划“书映初心 读懂信仰”专题报道，精心挑选人民日报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党政图书，从一段段故事、一个个关键词、一封封家书、一位位英雄人物中，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深切感知奋斗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翻开历史波澜壮阔的册页……

2022年3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该书在已有中共创建史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整理、调整，补充了近几十年来中共创建史研究进展。“七一”前夕，本刊记者采访该书作者邵维正将军，并从书中摘录有关中共一大出席者不同人生道路的章节，以飨读者。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43年研究成果汇成一本书

邵维正，著名党史专家，专业技术一级，少将军衔。他曾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出席人数，解决了党史上两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创了中共党史实证主义研究先河。“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曾对此给予高度赞誉。

1951年3月，邵维正正式成为一名军人，并在2011年达到军人服役最高年限。他退役不退岗，长期战斗在党史研究最前线。“每日坚持读书写作，日均工作和学习的时间超过10小时。”邵维正的妻子张娜告诉记者，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近期，86岁的邵维正笔耕不辍，夜夜挑灯奋战，编写关于中共一大的图书，全书共计25万字，4个月迅速成稿。参与这项工作的编辑惊叹于他的工作效率，他则笑着表示，“这要归功于《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这本书帮助我全面梳理了40多年党史的研究成果，为我今后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为献礼党的百年华诞、喜迎二十大，人民日报出版社特邀请邵维正出版《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中共一大为何在上海召开？李大钊、陈独秀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中共一大召开日期是如何在近六十年后被考证出来的……相关问题的研究结论在书中均有体现。此外，邵维正早年采访中共一大亲历者包惠僧、刘仁静、王会悟的手稿也在书中首次公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胡乔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下达任务，要求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次年，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正式启动，邵维正等人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系列丛书的写作。“写作并没有占据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时间，访问历史见证者、收集材料、多方考证、反复验证，才是我们早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1979年，邵维正多次拜访包惠僧和刘仁静，获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两位均提到王会悟对于中共一大的重要意义，相关会务安排都体现了这位女性的智慧与敏锐。”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随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参会人员的接待、食宿等均由王会悟负责落实。

“开始有人提议到西湖去，我说，到西湖，还不如到南湖，西湖游客太多，不如南湖安静安全。我在船头上放哨，手里拿一个扇子，游船靠近，用扇子敲几下，会议就停下来，大家打麻将……”1980年1月6日上午，邵维正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段话。时年82岁的王会悟卧病在床接受采访，一听到中共一大有关的问题，“她精神就来了，眼神放光”。王会悟从中共一大汲取的建党精神，至今也映射在86岁的邵维正身上，“这是一种可以提振人的精神气质的力量，成为我们在工作、生活中砥砺前行的动力”。

老爷子搞“小儿科”

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

童年邵维正长期因战火颠沛流离，直到1949年才得以返回祖籍浙江黄岩。1953年，少年邵维正弃学从军赴朝作战，并于1956年9月被授予少尉军衔，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是我入党的第66个年头，每年‘七一’，我都会想起在朝鲜的日子，经历过炮火的人，更懂得这盛世来之不易。而今，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我们依然要直面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这代人，更要勇于冲在最前线，这是新时代赋予我辈的使命与担当！”邵维正说。

戎马生涯中，邵维正长期担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等职务。和平年代，他始终保持军人的敏锐，总在第一时间迅速反应，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传递给广大受众。

2001年，邵维正出版《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献礼建党80周年。该书一改此前的党史写作风格，搭配1000张照片，讲究图文并茂。“6个月加印7次，主要为个人购买，不像以往机关单位的团体采购，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自此，邵维正转变了研究思路和工作风格，致力于探索党史通俗化的“群众路线”。“我们的党史波澜壮阔，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党史研究不能搞成空中楼阁，要走出殿堂，面向广大群众，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时代意义。”

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老将军执笔为剑，立志为青少年筑牢思想防线。“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经历洗礼的，这也是一个人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发达，思潮涌动，国际环境非常复杂，我们一定要关注当代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邵维正告诉记者，引导青少年在学习党史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他晚年最大的追求。

2021年，由邵维正主编的《写给青少年的党史》先后入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共青团中央中学（中职）团员党史学习教育参考书目等，在学习强国、央广云听、喜马拉雅等网络平台推广上线，并由央视改编制作成百余集系列专题片，成为年度爆款红色读物。“给青少年讲党史，就要学会讲故事，给他们生动活泼的阅读体验，关注他们在党史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激发阅读兴趣，引导深入思考。”谈到《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的“成功密码”，聊起青少年的兴趣爱好和阅读习惯，邵维正兴致勃勃：“有人讲我这是‘老爷子搞小儿科’，但我很喜欢跟孩子们打交道，他们也在帮助我不断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事物。”

除了出版图书，邵维正还多次参与录制电视节目、参加党史竞赛活动，通过多种形式讲述党的故事，借助多种渠道弘扬党史。“全国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人员、专业人员约有3万人，我们的受众多达14亿人，要想让更多人对党史感兴趣、吸引他们主动学习，就要探索党史的通俗化表达，不拘泥于传播形式、传播媒介。”

《百家讲坛》“党史故事100讲”系列节目录制期间，户外拍摄条件艰苦，天气炎热，年逾八旬的邵维正总以正装出席，站姿挺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他还亲自参加大学生党史知识竞赛，与全体参赛人员一起吃盒饭，受到青年读者的热切欢迎。“活动中场休息期间，大学生都冲上台跟他合影要签名，主办方一下子都控制不住了！”回顾当时的热烈场面，邵维正的妻子张娜记忆犹新，“没想到他有这么多年轻粉丝，青少年这么爱读党史，可把老爷子给高兴坏了！”

千丈大树总有根，万里江河皆有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与魂。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在邵维正看来，党史学习不只是了解党的奋斗历程，更是传承红色基因。“人生就像一本书。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我想发挥光和热，将党史研究作为长期根据地，为培育祖国的花朵提供红色土壤、弘扬精神谱系。”

   （本刊记者  何娟采访报道）

中共一大出席者的人生道路

（摘自《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他们是：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概括起来，13位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的人生道路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

（一）初心如磐，奋斗终生

初心，是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最初的心愿，承载着人生起点的追求与梦想，体现着创业之始的承诺与担当。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确立了初心，还需要在漫长坎坷的革命征途中坚守本心、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树立雄心，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永不变心。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之所以能够直面残酷的革命斗争和曲折的革命道路，经得起一次次挫折失败的考验而又一次次奋起前行，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矢志不渝，奋斗不息，就是因为他们入党之初确立的初心和信仰从未动摇，始终坚如磐石。

（二）追求真理，英勇献身

革命是激烈的，斗争是残酷的，这是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生死对决。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就必然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生命危险。革命者，必须具有不怕牺牲的英雄胆魄，始终满怀激情豪情，有血性、有担当。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这一点，在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怀着求真的信念，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最终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献身、壮烈牺牲，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

一名成熟的共产党人，既要有刚性，刚正不阿、敢想敢干，又要有韧性，百折不挠、刚柔相济。只有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坚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顾全大局、豁达大度，胸襟开阔、光明磊落，经得起困难考验，受得了误解委屈，不从个人好恶出发，不因一事一时的曲折而闹意气、泄私愤，避免感情用事、草率固执，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妥善处理党内矛盾，排除干扰、轻装前进。然而，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却因为没有深刻认识这些道理，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而留下了终生遗憾。

（四）信念动摇，迷途知返

革命，就是要推翻旧制度、打破旧秩序，建立新制度、确立新秩序，其过程必然受到旧有观念、反动势力的重重阻碍和顽固抗拒，其艰难困苦非比寻常。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曾经指出：“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然而，并不是每一名共产党人都能始终坚持“藐视困难”“不在话下”的乐观主义态度，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有一些人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这其中就包括刘仁静、包惠僧。

（五）理想丧失，叛党投敌

在革命的激流里，难免泥沙俱下，遇到险滩、暗流和旋涡，甚至出现曲折和反复。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有顺境也有逆境，有优点也有弱点，有贡献也有失误。甚至会出现一些落伍者、叛逆者，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就是这样的人。但这并不奇怪，这些人也无损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摒弃了这些变节分子，党组织才会更加纯洁。正如鲁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人民周刊》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