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筛查“报警” 锁定不见面的性侵犯罪

韩某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打造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单身青年，骗取陌生女性的信任，以公开发布裸照威胁10名女性与其发生关系，其中一人遭到威胁后迅速报警。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对韩某提起公诉。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韩某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该案的办理遇到了哪些问题？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今年3月，象山县检察院依托跨部门办案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收集了2019年以来象山县公安局作出的3万多条行政处罚数据。“我们研判后决定从性侵类行政处罚案件入手。由于这类案件没有具体量化入刑标准，实践中，检警两方往往存在意见分歧，因此行刑衔接方面可能会出现纰漏。确定切入口后，我们当即讨论了数据模型的搭建思路，之后通过浙江省检察机关数据应用平台，对近年来的性侵类行政处罚数据进行了建模筛查，发现可疑信息3条。随后，我们立即调阅卷宗材料，询问办案民警有关情况，还多次召开内部分析会，最终锁定了其中一条可疑线索——韩某被行政处罚案。”象山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殷超表示。

韩某被行政处罚案的有关信息显示，2021年3月29日，刘某向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有人通过网络骗取自己的裸照，并以公布裸照威胁自己与其发生关系，但并未见面。

在案件的初期侦查阶段，公安机关认为，韩某只在网络上对刘某进行威胁，双方没有见面，韩某也没有对刘某实施暴力行为，属于情节轻微，因此仅对韩某作出行政拘留4日的处罚决定。

那么，韩某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我们分析后认为，韩某强迫刘某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于是要求象山县公安局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据殷超介绍，对于韩某在网络上利用发布裸照胁迫与被害人发生关系，是否属于已经“着手”实施强奸犯罪，以及因被害人报警而未得逞，是否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等问题，象山县检察院与县公安局存在不同认识。

对此，检警双方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协调召开联席会议，经会商研讨，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强奸罪的实行行为既包括奸淫行为，也包括为实施奸淫行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等强制手段。韩某以公布裸照威胁被害人，属于已“着手”的实行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此外，根据在案证据，韩某已通过网络骗得包括刘某在内的多名女性裸照，不排除有其他遗漏犯罪仍需深挖彻查。

“韩某到案后抵抗情绪强烈。”殷超告诉记者，公安机关多次商请检察机关就证据收集提出意见建议，“我们对证据材料进行阅卷审查后，以书面形式提出从客观性证据着手突破，并建议从勘验手机等电子设备、调取开房记录、核查资金往来情况等方面进行排查。公安机关采纳了全部意见，并制定了下一步侦查方案。”

公安机关通过筛查韩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其微信中有3400余名通过社交软件等途径添加的女性好友，手机中存有大量女性裸照和视频。公安机关通过勘查韩某手机信息，又发现了4名被害女性。在证据面前，韩某最终承认了实施强奸的犯罪事实。

案件移送象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检察官发现韩某的两部手机尚未被勘查，但韩某拒不说出开机密码，为彻底查清案件真相，该院对韩某的两部手机进行了技术勘验，进一步排查出10余名可能涉案的被害人。

“我们随即商请公安机关召开案件联合指导会，就下一步取证方向、询问重点进行指导，并共同组建了办案团队，分赴云南、湖北等地固定被害人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殷超表示，经补充侦查，又收集到了另外5名被害女性被侵害的证据，最终查明该案被害女性为10人，其中2名女性被侵害时系未成年人。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专家视角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

借力大数据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的跨越

记者：您比较关注这起案件涉及的哪些问题？

刘品新：这起案件中，检警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个点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没有见面，能不能构成强奸罪？对此，公安机关多次商请检察机关就证据收集提出意见建议，在此过程中，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更为关注的一个点是，检警利用跨部门办案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对2019年以来3万多条行政处罚数据进行收集，找到了3条可疑信息。这3条可疑信息是后续开展深入调查的一个前提，构成基于海量数据分析而后对批量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基础。传统上，检察机关要启动法律监督，往往依靠当事人报案、群众举报等零散线索。如今，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有了大数据的支撑。

记者：如今，大数据法律监督与过去的监督模式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品新：浙江省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发现案件线索，以及办理案件的经验对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大数据法律监督与过去的检察监督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实现了由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的跨越。大数据法律监督的路径是从个案中总结规律、特征，根据规律、特征在海量数据中筛查，进而发现异常的类案，再据以发现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相关制度机制存在的漏洞，最终落脚点是解决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倘若数字检察在一些重点领域持续着力，定会释放出更大的社会治理效能。此外，从更深层面来讲，数字检察的运用也可以推动相关部门以及第三方平台及时堵塞漏洞，更好实现以协同共治为特征的数字治理。

记者：从这起案件的办理来看，您对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办理案件有哪些建议？

刘品新：我建议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可以借鉴浙江数字检察的有关经验，从认识、实操等层面作出改变。比如，在针对批量异常案件进行立案监督后，检察机关可以再走一步，关注如何堵塞漏洞，如何进行系统治理。依照现阶段的规律性做法，可以把有关行政处罚数据里涉及同一行为主体的案件，按照案件数量进行排序。排序之后再进行梳理，如果涉及同一行为主体的案件数量较多，便可能是异常案件。按照这样的方法甄别出一人多案的案件线索后，可以考虑是否启动刑事调查、民事调查或是公益诉讼调查程序。最后，再从社会治理层面审视是否存在相关漏洞。比如，在上述案件中，最终查明有两名女性被侵害时是未成年人，相关的学校、第三方平台及家长可能还未关注到这些情况。对此，检察机关可以考虑发出检察建议，在督促学校、第三方平台及家长等多方形成社会合力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