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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青年人群逐渐向大城市聚集。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3.76亿流动人口，其中北、上、广、深、杭等大城市成为青年群体和进城务工人员大量流入就业的热门地区。然而，相对有限的购买力和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无形之中造成了他们在大城市成家立业的住房矛盾。
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住房保障司负责人潘伟表示，“十四五”期间，住建部将采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等四大举措，提升住有所居领域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其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初步计划在40个重点城市新增650万套（间），预计可帮助1300万新市民、年轻人等缓解住房困难等。
可以说，这样的政策说到了“新市民”的心窝里去了。这类群体是目前城市里最有活力的群体，却也是最饱受租房之苦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以现有的收入水平很难在大城市实现买房之梦，过去也曾因户籍、交社保年限、收入等原因被排除在既有保障房机制之外。
就在去年，中央已经多次提及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先是写入了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4月，住建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明确40个城市在2021年筹集建设93.6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6月，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22号文）；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等等，这一系列政策都凸显出国家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高度重视。
本次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主要是就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落实方案和细则。通过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将“新市民”等住房困难人群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结构发生了逆转，城市成为承载人类的主要空间载体。具体而言，1978-2020年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9.02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63.8%。不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这说明我国仍然3亿多人没有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可以加速实现“新市民、年轻人”在城市住有所居。
其次，有利于优化青年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人力资本在大城市的聚集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人力资源储备为知识创造和技术研发奠定了基础，是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发展需要积累人力资本，制造业的升级也需要高技能人才，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积聚了大量的劳动力，产业和人才的集中对于知识溢出和技能扩散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的租房成本高、住房困难等成为影响“新市民”群体就业空间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将不利于我国大城市作为人才蓄水池的更新换代。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可以匹配大城市创新资源和青年群体人力资源，为城市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储备，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第三，有利于提升“新市民”的社会获得感和城市融入感。“新市民”群体规模大，活力和创造力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目前，他们的购房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支持，住房资源代际依赖不断增强，这种社会趋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为还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不仅会减轻他们的住房压力，集中时间、精力、财力投入到社会生产和创造中去；而且为这个群体开辟了一条解决住房需求的渠道。这个渠道的出现，会有效减轻他们住房矛盾的焦虑感，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和城市融入感。
第四，有利于优化住房租赁市场的供需结构。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存在，即便价格机制会调节市场供求状况，但随着诸多市场因素的发展变化，原有的均衡状态也将不断被打破，房地产市场供求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将长期存在。在住房租赁市场方面，我国已经从总量短缺转为结构性不足。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随着我国家庭人口规模的持续缩小，对位于就业密集区或交通便捷地区、适合“新市民”的小户型房源需求不断增加。不仅会优化住房保障系统，而且会优化住房租赁市场供给，促进住房租赁市场更加完善发展。
最后，有利于稳定预期，平抑房价走势，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新市民”的首套住房是刚性需求。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为“新市民”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助于他们根据自身购买力，合理释放购房需求，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提供支撑。此外，由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较低，相比他们急于购买的首套自有住房更加具有舒适度，或将逐渐改变人们对于过早拥有自有住房的观点，这将会平滑住房市场预期，平抑房价走势，为其健康平稳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