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上海一小学学生在进行课堂展示。薛婷彦 摄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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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目标。
获得同样分数的两名学生,谁的学习成本更高?经验驱动的课堂教学,能否通过科学诊断加以改进?都是家门口的学校,如何客观评价哪所更优质?
10年前,进入内涵发展新阶段、教育综合改革“深水区”的上海基础教育,聚焦转型发展最为艰难的攻坚领域,全面开启了“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教育评价改革的新探索。10年来,上海已有69.86万名学生、10.8万名教师、1.2万名校长及25.8万名家长参与了调查,为教育决策制定和教学行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数据。
关注学业成绩,更关注背后付出的学习成本;关注学业质量,更关注学生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过程。“绿色指标”为上海基础教育打造了全新的“绿色标尺”,也带来了均衡和谐、优质持续的教育“绿色生态”之变。
用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的话说,作为上海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实践,在推行10年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这把“绿色标尺”已成为衡量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的指挥棒,全面客观地反映着学校的办学质量和进步指数。
评什么
构建全面反映学业质量的“绿色GDP”
分数至上,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习过程;结果功能单一,忽视评价的诊断和改进价值……新世纪初,先行先试的探索让上海在获得“改革红利”的同时,也率先触及到教育内涵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
2009年,上海学生第一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测试,测试结果虽然证明了上海基础教育的学业水平已达到一个高峰,但也显示了上海学生的学业压力和课业负担仍然偏重。
从破解学生全面成长、学校内涵建设的难题切入,从扭转社会舆论最关注的问题入手,教育评价改革成为上海基础教育必须攻克的堡垒。
在前期积淀6年的基础上,2011年11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教育部原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合作推出了《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试行)》(以下简称“绿色指标”)。
作为内涵发展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绿色指标”该如何确定?回首10年,当年的争论,在今天看来依然让人回味。
“哪些指标一定要放进‘绿色指标’中,当时有过不同意见。”参与项目10年的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质量监测部主任汪茂华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诸如道德品质、人格完善、高品质思维能力等指标,站在国家战略发展的方向和未来人才发展的趋势看很重要,但是按当时的测评能力用纸笔测试很难衡量,到底要不要放进‘绿色指标’体系?最终,上海的市领导‘一锤定音’,放!”
测评的技术可以研究、能力可以提升,但导向不能偏移、标准不能降低。“‘绿色指标’的综合评价,其根本的导向在于建立正确的质量观、学生观、教学观,在于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是当年上海市政府坚定的理念。”汪茂华说。
评价,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聚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绿色指标”该如何发挥好激励、反馈等功能,达到对教学的改进作用?学校教学有很多环节,教师课堂教学既是核心又较复杂,该如何评价中小学日常课堂教学改革?
“‘绿色指标’紧紧抓住了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教学方式。”在上海市静教院附校校长张人利看来,这一选择体现的正是对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理解和融合,教学方式是一项“中位”层面的研究实践,上接教学理念和思想,下联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学方式的转变恰能反映教师教学行为的根本改变。
在长期实验、分析、调研后,1.0版的学生学业水平、学生学习动力、学生学业负担、师生关系、教师教学方式、校长课程领导力、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品德行为、身心健康、进步10个评价指标得以确定,打破了原本“一列纵队”的学业成就排名方式,以具有综合特征的评价体系撬动起内涵发展最重的“砝码”。
评价改革是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教育评价改革更需要在实践中完善。“绿色指标”经过7年磨砺摸索后,于2018年推出了2.0修订版。从1.0版到2.0版,“绿色指标”也在育人的大理念引领下不断丰富和精细化,比如,1.0版中身心健康指标下只有关于学生体质健康的监测,在2.0版中,给予了青春期和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状况更多关注,还增加了对学生艺术素养、国际视野、社会实践经历的考察。
又如,随着对课堂主阵地研究的深入,上海的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认识到课程领导力不只是校长的专属,教师也要具备课程领导力。因而,在2.0版中,教师教学方式从一级指标变为了教师课程领导力的二级指标。在新的一级指标下,又丰富了对“教师教学理念”“教师学业评价能力”这两个二级指标的要求。
在“绿色指标”2.0版中,10个一级指标修订为学生学业水平、学生身心健康、学生品德和社会化行为、学生学习动力、学生对学校认同度、学业负担与压力、教师课程领导力、校长课程领导力、教育公平、跨时间发展变化。
10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既关注学生的学业,又考察影响学生学业质量的各种因素;既衡量学生一般认知能力水平,又衡量学生体质、品德、创新等高层次能力的水平;既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又兼顾教师、校长、学校乃至家庭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也是部市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合作项目,“绿色指标”不断先行先试,不仅开启了对上海基础教育质量的定期体检,更率先构建起反映全面质量的“绿色GDP”,从2016年起覆盖上海所有小学和初中。
上海市连续数年将“绿色指标”评价改革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并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全市“绿色指标”的研究与实践;同时在教育费附加中列出“课程评价改革”项目,支持全市评价改革的硬件建设、技术引进、师资培训。
而支撑这一改革的,远不止一个城市、一个部门,更是全国专家、众多学校、无数教育工作者以及“立德树人”这一清晰而强烈的价值导向。
怎么评
简单评价不科学,科学评价不简单
评价难,难在专业性很强,必须走在科学的道路上。
“‘绿色指标’可以说是集国内外评价指标之长。”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党总支书记纪明泽告诉记者,项目组持续跟踪了国际国内各大规模教育评价项目,在评价方式上开展了比较前沿的探索,除运用学科测试、问卷调查、现场观察等多种方式采集学业质量的信息外,还突破纸笔测试的限制,采用了诸如操作性任务、计算机交互式任务等来评价学生。
专业化的评价队伍同样不可或缺。在学科命题上,项目组组建了一支专家团队,由市区两级教研员、中小学一线教师以及高校专家共同构成。各区也纷纷组建教育质量评价专业机构,配备教育评价专业人才。同时,为了保障权威与公正,每次“绿色指标”正式测评前都会组织大规模的试测。试测采用3套试卷,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最终形成科学合理的1套试卷。
评测时间一般在一天内完成,采用学科测试、问卷调查、现场观察和体质监测等多种方式采集学业质量信息,摒弃传统统考统测的模式,进行科学的抽样设计。其中,问卷调查涵盖了校长、教师、学生、家长,采用跨层调查、心理投射等技术提高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评价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会打击学校、教师的积极性;做得好,则能成为教育发展新的生长点和推动力。从改革之初,上海就确立了一个导向:“绿色指标”不是评比,更不是选拔,它是一次“体检”。
因而,“低功利”成为“绿色指标”一个鲜明标识,它不止体现在对非学科因素的关注上,也体现在指标实施上的重过程、看增值。10年来,“绿色指标”不作终结性评价,不与毕业升学、绩效考核和问责直接挂钩,不需要学校、师生展开针对性训练,更不增加学生学业负担。少了“分分计较”,多了对质量更为理性的反思。
一项改革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挑战自我、蜕变成长过程。这一点从“绿色指标”名称的改变上可见一斑,从“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体系”到如今的“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体系”,虽然评价的对象依然是“中小学生”,但如何用评价结果改进“中小学”,才是一个“真命题”。其背后的逻辑,凸显的正是对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审与追求。
10年来,“绿色指标”的测试问卷从有学生问卷、教师问卷和校长问卷到2015年增加了学生家长问卷;测评周期也从原来的“两年连测、一年改进”,调整为自2015年起“三年一轮、两年改进”,为区校留足了改进自身教育教学实践的时间。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测评为支撑,教育评价这片蓝海才可化为载舟的力量。
如何用
撬动教育内涵攻坚最有力的“杠杆”
如何让数据“说话”?第一步就是帮助学校看懂“体检报告”。
“报告不是简单地公布数据,而是基于深厚的经验和专业的眼光,揭示数据背后的信息,描述数据背后的专业故事,为学校、教师的改进提供更为精准的信息和精到的指导服务。”汪茂华告诉记者,“体检”后每个区校都会拿到“绿色指标”指数报告、基础数据报告、学科报告等多种类型的报告,上海还会进行市区校三级的报告解读和教研活动,“只有把评价用于学校的发展,才能体现出‘绿色指标’评价的实践价值”。
几轮检测下来,徐汇区上海小学的教师注意到,学校每次的“学习压力指数”都明显低于区平均水平,与其他几个指标形成鲜明对比,有的班级成绩很好,但负担重;有的班级成绩一般,负担也很重。于是,学校沉下心来,挖掘背后的压力源。经过调研,学校以日常教学和心理健康为着力点,一方面变测验为练习,变分数为等第,完善教学和作业设计;另一方面开发适合三至五年级学生针对性较强的团体心理辅导课程,同时编制形成了一套学习压力测量工具。两轮实验下来,79.4%的学生表示,学习压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0年来,‘绿色指标’是靠影响力在推动,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汪茂华看到,这一综合评价已经对学校产生了一种“倒逼效应”,成为促进学校改革的一个有力杠杆。
第一次参与“绿色指标”综合评价,分析报告显示,洵阳路小学学生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比较弱。如何改进?洵阳路小学通过课程架构的完善,开设了八大类几十门阳光课程,力图在丰富的学习体验中做探索。第二次检测的时候,这个指数有了提升,进一步助推了学校课程及教学更深层的变革。
10年来,“绿色指标”在促进教育均衡、激发办学活力、营造良好生态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最近一次的初中调查结果看:城乡之间学业成绩差异总体呈现逐步缩小趋势;在“提质增效,学生学习状态逐步改善”方面,学习自信心较强的学生占比为80.9%,比上一轮测评有明显进步;对学校教育“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初中学生家长占比为92%,比上一轮测评提高了10个百分点。
“绿色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长、社会对学校“好差”口口相传的主观评价。
静安区实验小学的前身是新江宁小学,曾是区内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各种原因,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生源流失严重,办学遇到很大困难。但随着“绿色指标”的公布,社会、家长、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度有了明显提升,不但学生流失少了,还出现了一些家长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该校的情况。因为大家在“绿色指标”中看到了学校在“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睡眠时间”等指标上的突出表现,对学校有了新的认识。
“‘绿色指标’不是评价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是课程、教学、评价、管理改革的协同推进。”纪明泽认为,上海的教育评价改革之所以能够发挥日益强大的效应,正是发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链式效应”。
据悉,“绿色指标”催生了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政策。与“绿色指标”相配合,上海市教委在小学全面推行“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同时,“绿色指标”也被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学校发展性督导。2018年,上海市教委发布的《关于实施百所公办初中强校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对“实验校”突出增值评估,将“绿色指标”表现、学校综合考核等进步情况作为评价“实验校”建设和紧密型学区、集团建设等方面的主要指标。
上海16个区也均出台了有关“绿色指标”的改革政策,其中许多政策是专门落实“绿色指标”的。比如,长宁区从3个维度出发,设计了学生身心健康指数、学生学习生活幸福指数、学生学业成就发展指数;静安区针对学生身心活力指数,构建了区域学生“活力发展”评价体系……这些都是对“绿色指标”的区本化延伸、深化和创新。
10年来,“绿色指标”充分发挥了评价指挥棒作用,已成为推动上海教育整体改革的着力点、突破口和“风向标”。从1.0版到2.0版,继续走向深入的“绿色指标”在沉淀下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在反思与实证中不断超越,10年砥砺再出发。
《中国教育报》2022年04月0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