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侯祥麟
2005年9月7日《光明日报》
侯祥麟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出生辛亥,启蒙“五四”,求学战乱……幼年的侯祥麟,眼里充满了灰色。在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侯祥麟总是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当《资本论》《大众哲学》进入视野,他如同找到了“领航灯”,“当时,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终生信仰,不曾动摇。”侯祥麟说。
一位同学讲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让侯祥麟激动不已;而外国杂志中有关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更让他对共产党人由衷敬佩。
1938年4月,侯祥麟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组织两次安排他加入国民党做地下工作,侯祥麟欣然应允。
时逢战乱,中国军队汽油奇缺。侯祥麟毅然投入油品研制的队列。无油可炼,他就从菜籽油里炼制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燃料不足,他便设计出精馏塔,从白酒中提炼酒精……
抗战胜利前夕,按照中央部署,侯祥麟作为技术干部赴美国深造,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
1950年10月1日,清华大学师生都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游行。在男生一片白色衬衣的“海洋”中,一件鲜红色的衬衣格外醒目。这是侯祥麟,红衬衫表明了侯祥麟的底色。此时,他刚舍弃优越的工作条件,从美国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做教授。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最亟待解决的,当数航空煤油的国产化。“搞不出航空煤油,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终日眉头紧锁。
军令如山。架机器、测数据、作对比,侯祥麟亲领6个研究室的科技精英日夜苦干。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无数次挫折、失败,无数次分析、总结。
“我就不信搞不出中国自己的‘争气油’!”侯祥麟顾不上中毒、爆炸等危险,和团队一块攻坚克难,闯过了一个个技术难关:高精尖特种润滑油品全部试制成功,一举满足了中国航空、航天、核工业发展的特殊需要,而时间仅仅过了一年。
此后,侯祥麟作为石油项目的完成者之一,参与了《1956年—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那可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性工程。受托中国科协,侯祥麟以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名义,主持百余人论证,写出《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上报国务院。侯祥麟及其团队的研究,使中国炼油工业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了油品立足于国内。
颐养天年之时,侯祥麟依然正常上班、做研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要做点事吧!”侯祥麟常说,“科学家的真正快乐在于创新与奉献。”
(光明日报记者 陈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