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洛：科学管理是技术，也蕴含治国之道

“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能为国家多培养些人才，看着他们在各自领域发挥出来的作用，我心里异常欣慰！所以，我还会这样走下去……”

——汪应洛

“在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我深刻体会到科学管理乃治国之道。”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汪应洛的院士箴言。

1949年，汪应洛进入交通大学，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6年，响应党中央支援西部的号召，交通大学几千名师生员工，离开黄浦江畔，来到古城西安。毕业不久的年轻硕士汪应洛也在西迁的大军里。

从此，汪应洛的生命便跟管理工程教育与研究紧紧地连在一起，他成为我国管理工程教育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以及系统管理学科的奠基人和卓越的管理工程教育家。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恢复建立后，汪应洛在国内最早提出从工程师中培养管理人才，推动了国内培养具有双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管理人才的教育路线。他还在国内首先倡导工业工程教育、研究与应用，为我国管理工程和工业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战略思维下，我始终坚持和追求四个方面的结合，即：世界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方法与我国国情的结合；科学管理与工程实践的结合；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的结合；管理创新应用研究与高层次、实用型管理人才培养的结合。”汪应洛说。

在汪应洛的科研生涯中，令他终生难忘的挑战是长江三峡工程的重大工程决策。“当时国家电力部、水利部、交通部、四川省、湖北省等各方争执不下，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学术支撑力量，国家决定让国家科委组织专家组进行研究。刚刚开始倡导建立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我们被抽中了，当时明确要求我们给出定量分析的结论和方案。”汪应洛对承担如此重任十分激动。

当时，争议非常多，最激烈的是三峡大坝的高程。汪应洛带领团队综合各方意见，建立了数学模型，经过多次优化计算，提出坝高185米、蓄水高175米的建议方案，虽经波折但最终被采纳。同时，针对中国国力能否承受如此重大工程的争议，他们也进行了综合剖析研究，得出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系统工程的优化计算和综合权衡的结果表明，三峡工程投资需要1000多亿元，而且不是一次投入，我国的国力是完全可以承受的。”汪应洛说，这一判断随后在三峡大坝的实际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得到了证明。“由此教学相长，又经过一些重大工程决策的磨砺，我们尝到了甜头，也进一步坚信了科学管理是技术活，有些艺术之境的意味，但也蕴含着深沉的治国之道。”

对于汪应洛的贡献和治学态度，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曾在汪应洛80岁时发来贺词：“在您八十华诞之际，谨致热烈祝贺。感谢您为我国工程科技事业发展和国民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您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无私奉献高尚的品格，是我国工程科技界学习的榜样。”

汪应洛的教育成就有口皆碑。在学科成就之外，让汪应洛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学生们。他培养了120多名博士生，他们有的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奖”，有的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有的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多人被评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成为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如今，汪应洛仍坚持到办公室工作，考虑最多的依然是如何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的高级管理人才，特别是管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优秀企业家。

院士小传

汪应洛（1930— ），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专家，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的学科带头人，我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在国内率先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完成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的研究；完成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等，该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系统工程应用的重大成果；提出企业柔性战略概念和实现战略一体化管理观点，以及“精简、灵捷、柔性”生产系统概念、“灵捷网络化制造模式”理论和方法并加以实施。（光明日报记者 崔兴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