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再写生：做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

实践者深知，欲求人物画艺术上深度，必先夯实基础厚度，故写生作为充实人物画造型手段之一，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倾其一生做非常之事，方能攻无不克，使方方面面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无疑，20世纪以来戳力开创的构建现代人物画格局的各种类型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传统人物画一直深受儒道释影响，借“静”和“净”这些意味大肆渲染，使本应以反映现实和再现生活为创作方向的人物画，不慎掉落在荒率缥渺中。故加大写生比重，是通过倡导“宁脏毋净、宁拙勿巧、宁方毋圆”的艺术主张，体现人物画的艺术厚度和思想深度。

虽然，人物画与山水画、花鸟画各有不同侧重，包括临摹与写生之间的关系，但若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去要求人物造型有新的变化和新的高度，显然是举步维艰。

蒋兆和从写生底层人中酿造出让人如饮一杯苦茶的《流民图》；李震坚长期站在人物教学角度分析考虑，摸索出一套刻画人物形神的厚重语言，如《在风浪中成长》中，那种兼有写意性又具塑造性的独创手法，在人物形象生动性和具体性结合上，有更深刻完美的烘托表现，一度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标志性手法，得到广泛赞誉；方增先的《说红书》上众多生动人物形象就像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具体可信，将“形神兼备”的功夫演绎得淋漓尽致，也非故纸堆里讨来，皆源于一笔下去是活生生的人物写生再现，以至于私底下有人认为，方老自离开教学环境去了画院之后的人物创作，仿佛造型上稍逊于其30岁前意气风发创作的那让人挥之不去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尽管后续他新创不断，探索不止。

当代人物画既不是古人模式的翻版，也不是脱离实际的想当然，只有在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身上，寓千笔万笔于一笔气力，令形体准确到位，高度概括、沉着有力，去除拖沓消靡冗繁之疾。若是不做足非常写生之事，就成不了人物画非常之功业。

当下我们赖以生存的绘画环境与以往任何时候不同，以至于曾经奉为圭臬的某些技术画语，在一波接一波的艺术革新中，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随着人物画研究的推进，纷扰也是不断，以为不习练素描也能解决造型问题，依据是梁楷《李白行吟图》到近代齐白石、傅抱石的古意人物画，其出处全与素描无关。所沿用的是传统体系中的意象白描法，确实这些尺寸小且趣味横生的人物小品画，有让人把玩的视觉感受，一度让写实人物画的社会形象，有些受损。

这类倾向于时尚化、娱乐化、再糅合一些符号化元素的人物画作，确有些不落俗套之意，似乎与古意人物画有种若离若聚关系，在当下自有受众群体。作画中无需草图，因为它不像主题创作那样，一定要分出人物走势，当刻画人物众多时，要把住人物造型和背景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对于主题创作而言，以一种比较诙谐的表现方式状物畅意，让这类小范围内受追捧的人物画，被理论家认为可与大篇幅主题创作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我们也熟悉这类水墨玩家创作经历，起码从艺时接受过非常系统的素描训练，才进入到专业院校提升，有时以沿袭古意为能事，颇有些志得意满。

难道出自他们之手制作的各种奇幻画像，真与素描无关？哪怕一小点？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古典的人物题材表现如樵夫砍柴、钟馗伏魔或者齐白石的不倒翁等，相对单一，而当下那些从观念出发的人物画意，常常需要情景再现才能烘托出作者内心的欲念情绪。像眼下都市情景的人物画意，若无素描助力，仅靠有模有样的笔墨线条，欲图怪诞妖冶或诡异茫然的种种语境，绝非易事，到头来不伦不类，既无古意更缺新意，不信的话，一试便知。

我们曾有过一种人物画风貌，像莫高窟壁画与永乐宫壁画中的人物画成就，那种表现出恢宏壮观的视觉盛宴，却由于长期以文人画为导向，被漠视而少人问津，实为偏颇之见。观莫高窟壁画中的一小段《张骞出使西域图》，分明有主题创意之处，既不失写实分寸又兼具轻松活泼趣味，难道会输给眼下那些主题画？

总觉得靠明暗体积堆砌起来的画面，有些拖沓冗长之弊？终究不是现代人物画的福音，和明智之举，何也？盖因过度刻画板结导致中国画韵味的严重丧失！人物画自身的一种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和兼收并蓄的各种表现手段，才是推动当代人物画发展的关键所在。(潘丰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