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关注社会转型期女性的自我发展

作者：施芸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

女性视角电影近来成为一个新热点。从《你好，李焕英》到《我的姐姐》，电影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手法，刻画了女性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冲突，由此引发公众参与讨论。

这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的女性导演、演员和观众群体的崛起。不同于前辈，她们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于中国飞速发展的变迁之中，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个人及群体的发展机遇极为敏感。在这一代的群体意识下，大屏幕上的女性叙事从早期的故事讲述变为当前的困境表达，将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责任与自我之间的角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男性，女性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家庭关系更为敏感，也因此，她们的自我更具包容性和可塑性。在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下，女性常常扮演牺牲者和成全者角色，这一点被伦理规范默认，也被女性自身内化为行为准则。当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排序，带来了个人本位的思维逻辑，女性的自我发展才有了优先权和合法性。但这也使她们的内心更为挣扎，尤其是在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时候。

票房大热的背后，是女性制作人团队、观众乃至全社会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反思。在最近数十年的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男女之间人格平等、机会均等问题已经浮现，对传统的性别秩序和社会心理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但落在具体个人身上，却并未使选择变得更为容易。《我的姐姐》最后，年轻的女主人公安然放弃在“今后再也不见弟弟”的协议书上签字，抱起足球推开门叫弟弟过来的一幕，道出了众多女性在今天要做选择的艰难。对当下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女性来说，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尚未完全消散，新时代的个人精神却已牢固地盘踞心头。此时此刻，无论选成全他人还是成全自己，她都是不完整、不完满的，都会让她背负愧疚。女性的自我实现之难，在于她们在追逐自我的同时，还需同时妥善安顿好其他关系，无论是作为孩子、姐妹，还是妻子、母亲。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结构变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前的女性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颇为意外地为这一代女性创造了更宽裕、平等的生长环境，使她们在年幼时不必面对家庭内资源的竞争，在社会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时候也能得到较好的教育，在成家立业后，仍还有不少能继续得到父母的支持，为她们的自我实现留下空间。但当前，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抚育标准的普遍提高，资源的挤压正在逐渐显现，仍隐隐存在的男尊女卑文化是否又会被强化，还需要进一步关注。

此外，这种变迁中的观念牵扯和机会不均等，还会加大女性群体内部不同阶层的分化：对于家庭和资源充足的女性，她们的自我实现可得到社会的鼓励；而对于资源紧缺、条件受制的女性，她们会不会再度被边缘化，又该如何在结构缝隙中仰望蓝天，都需要持续追问。

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前女性发展处于机会上升期，这个问题才被更多地注意到。在中国快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成为社会的托底者，而女性又往往成为家庭的托底者，那又该由谁再来托起她们？女性扮演成全者的背后，是制度变迁和观念领域变迁的不同步，是社会能托起她们的力量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说：“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女性要人生出彩，不仅需要个体努力，还需要全社会有更宽容的价值观、更均等的机会和更完善的公共照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