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贵粟传统

在当下，中国的饮食文化享誉世界，于是人们有一个印象，似乎从古到今，中国一直是饮食丰盛的国度，其实，真正实现食物生产与供应充足，是近几十年的事。中国用最近几十年时间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能自给自足，同时进入了世界经济流通体系，这才实现了中国古人一直向往的丰衣足食的生活愿景。也就是说，吃得好、吃得精的中国餐桌印象，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吃得上、吃得饱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话题。
　　中国的食物分为饭和菜，菜肴解决的是食物的丰富性，而解决吃饱问题，主要依靠的是稻、黍、粟、麦、菽等粮食作物。怎样实现粮食生产的最大化、粮食储存的最优化、粮食分配的合理化、粮食节约的常态化，是中国历世历代都在实践和思考的问题。
　　 粮食生产是经济领域头等大事
　　中国古代农业经历过三次扩张，第一次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在战国秦汉时期迅速发展壮大，第二次是唐晚期到宋代粮食种植区域从黄河流域扩张到长江流域，第三次是明清时期华南、新疆农垦区的开发以及外来作物的大规模引进。这三次扩张都把农业生产水平提升到更高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带来了技术水平的突破、粮食产量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
　　小农经济十分脆弱，它会受到自然条件、社会变化、政策实施、战争冲击、人口迁徙等因素影响。每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平稳健康发展后，又会因为外部的不确定因素影响而出现波动，在中国，小农经济受到政治和战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其自身调节能力不足时，就会走向危机，甚至崩溃。秦和隋统一天下，都为后一个太平年代作了准备，秦汉时期和隋唐时期两次农业的长足发展都是发生在海内一统、边患减少的情况下，这时，农耕区域有机会得到扩展，农耕技术得到了提升，从而使小农经济从内部焕发新的活力，突破了发展瓶颈。但是，到了清朝中期，小农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表现为农业对土地侵害严重，小规模经营模式固化，无法形成向其他行业转化的社会分工，从而使农业越发保守，长期维持在自然状态下，无法形成集约式发展。各朝代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强化了农业的这种状态。所以，到最后，传统的小农经济只能走向衰亡。
　　在几次农业扩张中，粮食产量都是一个重要指标。除了生产力本身的提升导致了产量增加之外，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变化，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发生在战国而成熟于秦汉的授田制，是在制度上授予地主和自耕农对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以地租的形式实现君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土地对劳动者的束缚，释放了生产力，其结果是农业在广大地区均有不同程度发展，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均出现了粮食高产区。
       粮食分配事关政治
　　粮食产量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人口增长，但两者存在某种程度的正相关性，人口增长导致食物消费需求绝对值增加，也导致消费复杂化，这就带来了另一个矛盾，即一方面是多数人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劳作，另一方面是少数人却在追求食物的精细程度。尽管后一方面的追求出于人性而无可厚非，但前者才是刚需。
　　这一矛盾属于食物分配领域的问题，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在中国，从平均主义过渡到差额化分配、分配权力由众人让渡给氏族首领再到国家，这一渐进过程最晚发生在商代。据后世儒家的阐释，商朝走向灭亡归因于统治者的暴虐，其实就是分配极度不均，过分聚敛财富归于国君自己、少数亲信和国家机器操控者。这种分配不均当然包括食物分配不均，一面是百姓吃不上饭，另一面是在上位者不仅无饥馁之困，还用大量粮食酿酒，过着奢靡的生活。儒家对分配不均导致政权灭亡的观点成为其政治伦理的主要观点，尽管古代统治者多数都奉行现实主义原则而罔顾这一观点，但这种警示与施行仁政的倡导一直鞭策统治者，发挥着积极作用。所以，即使是不愁吃喝的统治者，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也要尽量想办法让更多人吃饱饭，而统治集团中的辅佐者要用其智慧实现这一目标。
　　比如汉代晁错的《论贵粟疏》，把重视粮食提高到国策的层面。晁错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他在文中充分论述了当时面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民贫”而“蓄积不及”尧舜时代，即生产不足、国家不富的问题，另一个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贫富差距问题。他指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枢机都在于“劝农”和“贵粟”，具体的举措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纳粮既可以获得封爵，又可以抵罪，那么富人为了得到爵位，就会多收购粮食上交国家，这样一来，农民为了卖给商人粮食以获得更多钱财，种粮积极性就会提高，粮食也自然会增加。提高粮食的价值，可以同时解决国用不足和贫富差距两个问题。
　　在多数朝代，粮食（也包括肉酒蔬果等副食）是官员直接俸禄的一部分，也是货币俸禄的重要参考指数。各个朝代各个时段粮食在俸禄中占比不同，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官员的生活水平，也间接反映出食物附加的政治内涵。例如西汉，官员的俸禄级别按“石”来区分，“石”虽然是粮食计量单位，但实际俸禄中粮食只占一部分。年收入一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员细分为很多等级，俸禄差异很大，三公每月分给粮食350斛，九卿等二千石官员月俸180斛，御史等一百石官员月俸只有16斛。唐代官员俸禄中包含禄米、人力、职田、月杂给、常规实物和特殊实物，禄米和职田的出产都是作为实物俸禄的粮食。唐太宗时期，一品官员每年禄米650石，职田1200亩；九品官员54石，职田200亩。明代俸禄比较低，只包含岁米和俸钞，同样是九品官员，一年的岁米是66石，虽然高于唐代的九品官，但除了粮食以外，只有较少的俸钞，这体现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想用低薪遏制贪腐的政治设计，官员低薪在明成祖时则成为固定制度，到明中期以后，低薪制度反而成为官员不得不违背法纪获取利益的原因。
       粮食的文化意义
　　粮食除了具有重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意义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仓颉作书使得“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使得人们可以记录下耕种时间和收割时间，从而更主动地顺应天时，人类对自然有了一定主动性，则结束了蒙昧的状态。在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天”是非人格的崇拜对象，神是人格化的崇拜对象，祖先则是具体的人，也是敬拜的对象。在这三种崇拜体系中，粮食都是重要的敬拜载体。
　　古人的祭祀活动很多，从官方到民间，一年中围绕农事的祭奠在祭祀活动中占很大比重。从周朝开始，在国家层面就有很多仪式。《礼记》全面记载了各种仪式，如祭神农、祭社稷，春日籍田、祈谷，冬至“圜丘祀天”“方丘祭地”。祭祀大典在历代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祈祷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直是祭祀的重点。在民间，各种与粮食相关的祭拜活动、节日民俗也很丰富。比如，有些地方有“尝新饭”的民俗，在秋收时节，为了感谢上苍一年的恩赐，感谢农神的眷顾，农家新收成的米煮的饭不能自己吃，要先盛两碗饭，把其中一碗倒扣在另一碗上，这一碗饱满如山的新米饭要放到供桌上，点香三支，供祭农神，然后用新米饭供奉祖先。这些丰富的节日文化和民俗习惯，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繁茂枝叶，是重农贵粟传统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