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开办实业 以商兴学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常州人，生长于仕宦之家。少年时代在常州读书，青年时期随父亲仕宦历练，22岁应试中秀才。受父亲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盛宣怀逐渐确立了以兴实务图富强的经世理念，并在协助父亲办理赈灾、盐政等事务中，形成了事必躬亲、讲求实效的工作风格。
       创办官督商办新式企业
　　盛宣怀入仕之际，大规模农民运动渐熄，二次鸦片战后和议初成。同时期，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列强凭借条约保障和技术优势，争相在华发展商业，获取高额利润。如在长江和沿海口岸，外国航运企业凭借蒸汽轮船，迅速挤垮传统船运，船民失业，航权受损。许多人认识到，自强不仅要靠兵备和外交，更需要以新型民用工业为基础。盛宣怀对这一现象有深入观察思考，并希望筹办中国的现代轮运业，向洋商争利，以维护国家权益。
　　1872年4月，盛宣怀向李鸿章提出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在实际运作中，招商局以漕运业务为主，市场竞争的内生动力不足，由此，盛宣怀“官督商办”的主张受到重视。数月后，李鸿章委任盛宣怀重订轮船招商局章程，募集商股，完善管理，拓展市场运输业务。改革经营模式的轮船招商局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成长壮大，1876年还收购了美资轮运企业旗昌公司，改变了洋商轮运企业主导中国的局面。1886年秋，盛宣怀获任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海关监督。他发现当地乡民多以草编出口为业，但草编产品经陆路至烟台口岸成本高、速度慢，且受到日本低运费同类产品的挑战。为支持草编业“免为倭商所夺”，盛宣怀试办山东内河航运，降低运输成本，便利商民。此后，盛宣怀又在广东、台湾等地陆续发展内河航运，实现了“收内地通商自主之利”的构想。
　　电报业是工业革命新兴产业，列强为殖民通商，竞相要求在华发展电报业。起初清政府仅同意在沿海水下设线，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清政府认识到电报重要性，并拟自主发展电报业，由盛宣怀承担具体工作。发展电报业不仅在于通军报、便商民，更能避免列强以铺设电线为借口侵占沿线权益。为此，盛宣怀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积极姿态，克服资金、技术不足等难题，于1880年在天津成立中国电报总局。
　　盛宣怀坚持官督商办的报局运营模式。为吸引投资，盛宣怀对电报局招股形式、权益等内容，做出详细说明和规定。为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开办电报学堂。在盛宣怀主持之下，电报局协调地方，铺设线路，开办业务，三年内即开通苏、浙、闽、粤等省陆地线路和长江沿线、山东沿海等地线路，此后又陆续在东北、西北、西南甚至朝鲜等地架线经营，近代中国的电报产业，由此起步并渐成规模。由于电报局开设前有外国电报公司在沿海铺设海线，并有违规架设岸线现象，盛宣怀以1870年清政府与列强约定的“海线不准上岸”条款为依据，与违规设线的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进行交涉谈判，责成洋商拆除违规线路，并签订齐价合约，维护了国家权益，营建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1893年，全国首家机器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遭受严重火灾，濒临倒闭，盛宣怀作为“救火队员”，赴上海规复织布局。纺织业是重要民族工业和民生工业，盛宣怀希望中国纺织业能实现“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的发展态势。为此，盛宣怀以利商便民为原则，坚持官督商办。在旧局债务偿欠中，先商股后官股，保障旧商利益的同时赢得了新股商信任，重建所需百万两资金两个月内即筹措完成。为突出商办特征，提升企业竞争力，盛宣怀将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并订立周详严格的管理章程，向政府申请机器购置、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仅一年时间，布局就成功复产，且织机和产能增加近3倍。此后，华盛总厂在上海、宁波等地又陆续开设8家分厂，民族纺织业在洋布风靡的中国渐有一席之地。
　　因筹办洋务实业成效卓著，经李鸿章荐举，盛宣怀于1892年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此后，盛宣怀身居要职，逐渐掌控了轮电纺织等主要洋务实业。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向洋商争利的经营理念，成为盛宣怀的兴办实业之道。
       获实业之大成
　　甲午战败后，列强竞相借款给清政府做战争赔偿，并要求用筑路、开矿等权益抵押，以期瓜分中国。盛宣怀临危受命，筑路保权。此时的中国，修筑铁路谈何容易！面对无资金、无材料、无人才的“三无”困境，盛宣怀实施了借洋债、炼钢铁、开学堂等一系列破局纾困举措。
　　在筹措筑路资金方面，主要有“借洋债”和“招洋股”两种方式。盛宣怀认为，招洋股虽然方便操作，但是可能导致“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的局面。借款自造虽然成本高，但“债虽洋债，路是华路”，能最大限度避免争议，保护路权。针对列强竞相攫取路权并划分势力范围，盛宣怀提出“合纵”“牵掣”的匡补应对之策，即由国家主导的铁路总公司修筑干线铁路，由华商筹款建设支线铁路。在筑路举债中，向势力范围外有利益冲突的列强借款，从而抵制列强争夺路权，以收制衡之效。
　　筑路以钢铁为原料，而炼钢需要开掘煤铁矿藏，矿产又需以铁路运输，三者密切相关。在筑路保权之外，盛宣怀进一步筹划用本国生产的筑路材料，避免“厂购洋焦、路购洋轨”。为此，盛宣怀接手了当时负债累累的汉阳铁厂，努力改善铁厂经营。当时铁厂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煤炭短缺，盛宣怀秉持民族企业经营立场，赴江西、湖南等地努力勘选合格煤炭，尽可能不购买洋煤。
　　生产原料得到保障后，盛宣怀面向朝臣呼吁，中国大患是洋人占华人之利，希望各制造局“均购用自家之铁”。铁路、钢铁等行业开支巨大、收效缓慢，尤其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1896年，盛宣怀正式上奏朝廷请求开办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当时不仅列强依托本国银行投资牟利，不希望中国自建银行，清政府内部认识也不一致，对办银行处处掣肘。但是盛宣怀坚忍力持，特别是通过吸纳官本等方式，以争取更多官方支持。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克服重重阻力，在上海开办，此后，又陆续在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新式银行对于筹办铁路和实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展新式教育
　　“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是洋务派的共识。盛宣怀亦始终将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放在重要位置。甲午战后，盛宣怀总结前期办学经验，创行新式教育体系，以培养新型人才。
　　1895年9月，盛宣怀制定《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后，在天津创办北洋学堂，盛宣怀任督学，这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盛宣怀为推动学校建设煞费苦心，先是筹资赎购海河西岸博文书院作为校舍，又从他掌管的财政税收及电政收入中每年提取捐银五万余两作为办学经费，维持学校运营。盛宣怀认为“头等学堂，以选延教习、挑取学生两大端最为紧要”，不惜重金聘请洋教师，严格挑选学生，为学堂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北洋学堂初见成效，盛宣怀即着手筹办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这时盛宣怀进一步认识到新式教育的系统性，特别是师范教育和政法、商业等社科人才的重要性。在实际办学中，南洋公学仿行日本师范学校模式，设立中院、上院，办学开支仍由盛宣怀从实业经营中协调筹措。盛宣怀还为学生设计了公费留学、从事洋务等发展道路，以保证其专注新学。南洋公学在稳步发展中逐渐成为集师范、中小学和译书院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学堂。
       履行社会责任
　　无论是秉持传统士大夫经世理念，还是履行现代企业家社会责任，盛宣怀始终本着“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并以慈善赈济为事业，而救济苍生的实效，也推动他仕途与实业建设的不断成功。
　　1871年永定河决口，百余州县受灾，初入李鸿章幕府的盛宣怀，筹措善款，办理棉衣、米粮助赈，收效显著。1876—1879年，华北多地爆发史称“丁戊奇荒”的罕见旱灾，时在湖北主持大冶矿务的盛宣怀奉调天津筹办河间赈灾事宜。盛宣怀不辞辛劳，亲力亲为，“每躬自巡行邨落，风日徒步，按户抽查”，同时带头倡捐，筹措物资。因赈灾成效显著，盛宣怀随即署任河间兵备道，一年后又任电报总局总办。虽工作调整，但盛宣怀仍关心灾情，先后募集善款数十万两，并筹建广仁堂、设立戒烟局等慈善机构。
　　庚子后十年间，灾荒频发，民穷财尽，筹集善款越发困难。虽然面临诸多掣肘，但遇有灾情，盛宣怀仍义不容辞地担负赈灾责任。日俄战争爆发时，灾疫肆虐，上海绅商及外国人士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开展慈善救济。但是这一组织主要由外国人掌控，工作不便开展，官绅多希望筹建本国红十字组织，以开展持续性赈灾。盛宣怀为此多方奔走呼吁，在他的奏请下，中国红十字会得以建立和运转。临终之时，盛宣怀立遗嘱用遗产四成设愚斋义庄，继续广行善举。盛宣怀自述“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赈灾一事”，这并非矜夸之词，而是他践行社会责任的真实写照。
　　历史人物自应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中分析。在晚清时代变局中，盛宣怀从国家利益出发，向洋商争利，开创一系列新兴实业，并以商兴学、倾资助赈。这种实业救国的民族情感、经世济民的理念举措，值得后世敬仰和借鉴。岁月无声，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盛宣怀档案有15.7万件之巨，字里行间记录着这位近现代实业奠基人的艰辛付出，也展示着中国开拓现代化道路的苦难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