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以后,我去参军。新兵连训练结束后分配工作,我居然被分到卫生所。我问:‘为什么?’他们说:‘鲁迅原本学医,后来弃医从文,你要完成祖父未完成的事业。’有一天,新兵连的一位排长找到我,要我写通讯报道。他说:‘你是鲁迅的孙子,写文章一定很好,你写稿吧!’我哪里会写?我也没读多长时间的书,起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晚上,排长进来说:‘快写!’我说:‘真写不出来,我困,想睡觉。’排长说:‘你抽烟。’我说:‘我不会抽烟。’他说:‘鲁迅可是会抽烟,你要向他学习……’”
2021年10月,鲁迅长孙周令飞的讲述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正值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的时间节点,话题“#躲不开鲁迅的鲁迅孙子的一生#”热度居高不下,截至11月12日,阅读量已经达到3.7亿人次。
关注鲁迅后代的生活、在社交平台阅读鲁迅相关话题、将对鲁迅的赞颂制作成嘻哈风歌曲……当代青年正在以崭新的方式学习鲁迅、纪念鲁迅。“新时代的青年除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外,还要从他的作品中汲取反思力量和建设性思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文系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郝庆军说。
开拓广阔的视野,保持深刻的洞察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展厅内陈列着一面LED显示屏,鲁迅从1913年至1926年在北京翻译的所有作品都可以从中查阅。《儿童之好奇心》《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药用植物及其它》《近代美术史潮论》……纵览鲁迅历年翻译作品,从儿童教育到外国文学,从医药知识到中国美术,类别丰富多样,内容包罗万象。
“鲁迅广泛涉猎各个方面的知识,不仅中国文化的知识储备丰厚,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也非常丰富。广博的知识积累,使他后来写作战斗檄文时,往往只通过引用一个小小的例证或典故就能够将论敌驳到哑口无言。正是因为有信手拈来、异常广博的各类知识,所以鲁迅的文章非常有深度,不仅许多青年学生难以读懂,有些学者也无法读懂,或者阅读一遍、两遍后,还要多次重读,每一次重读都能够产生新的认识。鲁迅广泛获取各方面知识的学习精神,是当代青年应当学习的。”郝庆军表示。
年幼时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少年后接受新式教育的经历和留学海外的历程,不仅丰富了鲁迅的知识积累,也使鲁迅获得了远超同时代普通青年的宽广视野和深刻洞察。最广为人知的表现之一,是他留日期间便开始的、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思索。“离开祖国,更有助于鲁迅形成一种世界性眼光,建构一种比较视野。带着这种世界性眼光再来观照中国时,对中国的认识是更加客观、公允和深刻的。”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小植说。
看到国民劣根性而不止于批判,反思国民性又对自己的反思保持怀疑,鲁迅的批判是为了建设。郝庆军介绍,鲁迅几乎在以一生深化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阅读过分析中国国民性的书籍,他对书中的思想感到认同并深受启发。作为一名内心丰富的文学家,鲁迅也一直在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备受欺凌、道路曲折的原因——其中是否有懦弱、自欺等国民劣根性的缘故存在?这种思索,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倾向。可以说,鲁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早期见解,由时代思潮与个人思索共同促成,并非个人独创。”
善于反思、培养建设性思维,以此保持对社会的深刻洞察,是鲁迅留给当代青年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在《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鲁迅表现出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开始反思,中国人是否真的具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最典型的表现是在1934年创作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鲁迅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认为,中国人是有脊梁的,中国人并非天生懦弱、有‘劣根’,所谓‘国民劣根性’只是在遭受欺辱后产生的短暂性格特性,并非中国人的‘根性’。在早年留学期间产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想,在鲁迅生命后期发生改变,有了新的反思与发展。”郝庆军说。
认真对待事业,坚韧追逐目标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是鲁迅的藏书“据点”。20世纪30年代以后,鲁迅已经定居上海,在写作中需要查找参考资料时,仍然经常写信到北京,请家人将收藏在这里的书籍邮寄至上海,自己查阅完毕后再寄回。
“鲁迅有3个专门藏书的地方。除家中外,还有两个藏书处。居住在上海时,他经常为了写一篇文章而翻阅大量资料,尤其是冬天到来后,有时他为了一个典故而去藏书处查阅资料,甚至会把自己冻感冒。”郝庆军认为,这体现出鲁迅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
一切成就,皆有来处。对待任何事情的一丝不苟、认真精神是鲁迅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值得当代青年学习的。“鲁迅的许多作品都是他亲自校对的,很多时候不只校对一遍。他写文章很重视校字,不喜欢文章出现错别字、格式不对、典故用错等不认真的情况。他不只认真校对自己的文稿,也认真校对他人的文稿。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两部小说,他都亲自校了一遍又一遍。在萧红《生死场》的校对清样上,纸张周边写得密密麻麻,文字疏忽等问题写满了边框。”郝庆军介绍。
以认真态度对待事业,更要以坚韧精神追逐目标。郝庆军说,鲁迅精神中最显著的斗争精神并非“赤膊上阵”,而是有韧性地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当时,进步势力面对的反动力量太强大,因此,鲁迅叮咛萧军、萧红等青年,一定要先把自己保护起来再进行战斗,这是鲁迅关于斗争的智慧。”
坚韧精神,不仅体现在鲁迅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也体现在他数十年的生命历程里。从1912年入职教育部,到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鲁迅有过一段长达7年的苦闷时光。在这段充满彷徨与无奈的岁月里,鲁迅潜心研究古籍石刻、钻研佛学。“这些研究使他积累了大量中国古籍、古代美术作品等材料,也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沉寂时期,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政治的腐朽。”郝庆军分析道。
若说7年静心笃志深化了鲁迅的传统文化积累,那么最初为谋生而开始的翻译工作则是他吸收西方文学营养的“曲线救国”。郝庆军介绍:“在正式创作白话小说以前,鲁迅已经有数十篇国外著名短篇小说翻译经验,这是他取得小说创作成就的重要支点。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对全世界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已经了然于胸,并产生了成熟的思考。有了这样的实践、认识和文学基础,将其移植、借鉴到中国白话小说的写作中,使鲁迅从一开始创作就已经有了圆融的技巧。这样的经历,也为促使鲁迅成为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将思想落于纸上同等重要的是,以行动作用于社会。郝庆军说:“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不应只有写文章的功力,还要将自己的文章与行动结合起来。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晚年,鲁迅都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他的小说、杂文等创作也都是针对社会上的某种现象而发声。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社会发展中像火一样燃烧自己,带动整个社会,这也是当代青年应当向鲁迅学习的重要方面。”
(《人民周刊》202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