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140岁”的鲁迅先生

9月25日，迎来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强调，要进一步学习和弘扬鲁迅精神。10月19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鲁迅的道路——鲁迅生平陈列展”在鲁迅逝世85周年纪念日当天开幕。

进入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厅，采撷鲁迅生命中趣味横生的成长故事；探访北京鲁迅故居，实地感受鲁迅的日常生活与生命足迹；采访对鲁迅生平、鲁迅作品与鲁迅精神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深入探寻鲁迅的思想轨迹。本刊记者带您走近心系家国、垂范后世的“大先生”鲁迅。

识园中“百草”，品书屋“三味”

浙江省绍兴市都昌坊，青瓦白墙的古朴民居至今保存。这里曾是绍兴周氏多年聚族而居的地方。1881年至1898年，鲁迅在这里度过童年时期、少年时代。展览中的木质都昌坊模型，将鲁迅年少时的足迹还原。

前后六进、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周家老宅坐北朝南，宅前宅后皆有河流经过。宅院北部数百平方米的大菜园，便是鲁迅记忆中菜畦碧绿、桑椹紫红、鸣蝉长吟、油蛉低唱的百草园；采摘酸甜的覆盆子、赏玩有趣的斑蝥、捕捉轻捷的鸟雀……直至1926年，45岁的鲁迅忆及童年时，仍然难以忘怀生命之初这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一张刻有“早”字的书桌摆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展厅内。这是鲁迅留在少年时代的印记：历经周玉田、周花塍、周子京等几位远房叔祖的启蒙，1892年，11岁的鲁迅被送入绍兴城中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距离周家宅院不足250米，穿过一段街巷、走过一座石板桥便可以到达。有一天，鲁迅却还是迟到了。这是由于一场变故突然降临这个殷实的官宦家庭：1893年，在浙江省科举考试中，鲁迅的祖父由于帮助亲友行贿，触犯清朝法律，被捕入狱；父亲因此遭受打击，患上重病。作为家中长子，12岁的鲁迅开始扛起生活的重担。

由百草园向北，与这座童年“伊甸园”仅一河之隔，便是鲁迅为救治父亲、救助祖父而常去典当物品、换取银钱的恒记当铺。

当铺柜台足足有少年鲁迅两倍高，来自柜台上方的挖苦与嘲讽，是鲁迅少年时期最晦暗沉郁的记忆之一。家道中落，每天在当铺与药店之间往返，经济的窘迫、邻居的冷眼、亲戚的奚落……尚未褪去童年稚嫩的鲁迅，便已经开始以单薄身躯应对人世炎凉。1922年，41岁的鲁迅即将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在《呐喊》序言中，他追忆自己的早年经历和思想变迁：“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对人情冷暖的切身感受中，鲁迅的思想日益深化，心灵愈加敏锐。“少年时遭遇的屈辱，成为鲁迅一生难以抹去的创伤记忆，而这创伤记忆，恰恰是他写作的动力。”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小植分析道。

“经历过这场变故、这些伤害，鲁迅的世界观更加完整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文系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郝庆军认为，由富裕家庭的少爷变成时常需要典当物品的困窘家庭子弟，使鲁迅对底层世态、对底层人的苦难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也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在家庭变故中，他看到了社会势利、丑陋的一面，也产生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

正是这种清晰认知和清醒观照，牵引着鲁迅创作出《故乡》《孔乙己》《祝福》等作品中丰满而真实的闰土、“豆腐西施”、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形象。“少年闰土，是鲁迅对底层人民美好品质的歌颂与赞扬；‘豆腐西施’，则源自鲁迅对社会丑陋面的认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世态炎凉的认知，是鲁迅作品中始终存在的两个维度，他的反封建思想也由此而萌生。”郝庆军说。

年少时经历的事、遇见的人，是滋养鲁迅一生创作的养分。在展厅悬挂的三味书屋内景照片下方，文字说明借用书屋塾师寿镜吾次子寿洙邻对“三味”的解释：“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在三味书屋求学的少年时代，鲁迅不仅埋首于诗书中品“三味”，也奔波在人世间尝“百味”。

赴异乡“寻路”，为国民“呐喊”

从浙江绍兴到江苏南京的300余公里水路，是16岁的鲁迅行过的最远的路。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追忆。“K学堂”，是鲁迅远房叔祖周椒生工作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接受10余年传统科举考试训练，却放弃科举“正途”，进入新式学堂，这是鲁迅自己的选择。

这个选择，背负着族人的不理解、母亲的不情愿。鲁迅回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是在家乡遭遇多年冷遇与屈辱后，青年鲁迅作出最终抉择的思想基点。“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921年，40岁的鲁迅将自己对抉择的思索、对家乡的回望融会在小说《故乡》中。

“‍‍近代社会，洋务运动对科举制度造成冲击，使人们向上的台阶发生了变化。走洋务道路，成为参加科举考试之外自我提升的另一个途径。鲁迅‍‍便走上这条道路，到南京的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学习实务。”郝庆军分析道。

这一条世人所以为的“出卖灵魂”之路，却为鲁迅打开一片开阔的新天地。展柜中陈列出鲁迅成长过程中阅读的书目：1898年以前，他抄写祖父与叔祖的诗作，读野史杂说，学《论语》《孟子》《仪礼》；1898年以后，几何学、水学等成为他必修的课程，《金石识别》《天演论》等成为他的课外读物。鲁迅回忆道：“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手写的课堂讲义，依然完好地陈列在展厅内：工整的字迹间穿插大量铅笔绘制的图解，细致精密的线条显示出端正认真的态度。

4年寒窗苦读，换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1902年，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顺利毕业，获得官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继续摸索自己前行的方向，抵达日本后的鲁迅开启了人生的崭新路途。“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在《呐喊·自序》和《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中，鲁迅叙及自己关于学医的美满梦想：现代医学曾助力日本维新，学医不仅能够救助像父亲一样的病人，在战争时期做军医还可以为国效力。

“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中提到，藤野先生曾对他骨学、血管学、神经学等课程的讲义做过多处修改。‍‍这一方面说明‍‍藤野先生的认真和对鲁迅的关爱；另一方面则说明，医学并不是鲁迅最擅长或最关注的学科。”郝庆军表示。

不够擅长，可以用夜以继日的努力弥补；面对同胞的精神麻木，心中的感受或许只有无力。展厅中特别开辟出“幻灯·看客”专区，鲁迅在日本就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细菌学教研室留存至今的15张原版幻灯片轮番放映。照片中，观看同胞遭遇屠戮的中国人无动于衷的神情，远比日本人举起屠刀残忍杀害中国人的场景更令人痛心。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多年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以纸笔记录下1906年自己下定决心弃医从文时，心中无声的呐喊。

在郝庆军看来，接受过水师、矿务、医学等不同专业训练，鲁迅最终却没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或矿产开采、轮船制造等领域的实业家与科学家，而是成为一名作家，是他必然的选择。“首先，鲁迅喜欢文学，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兴趣，远远超过对‍‍某一种具体职业或某一个具体学科的兴趣；其次，他的文学创作能力‍‍远远高于作为医生进行解剖等工作的能力。”

更重要的内驱力，则来自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关切。1903年，抵达日本第二年，鲁迅便毅然剪掉拖在身后20余年的长辫。在为纪念自己“断发”而拍摄的照片背面，他写下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认为，文学能够治疗人的灵魂，‍‍只有对人的精神进行解剖、改造人的思想，‍‍才能够改变国民、拯救国家。这是鲁迅最重要的观点之一，这一观点也推动他坚持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文化思想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开展文化斗争，从而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郝庆军表示。

予青年关怀，赋文章责任

狭小方正的四合院内，鲁迅于1925年亲手栽种的两株白丁香树依然繁茂。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1909年由日本回国后，鲁迅在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四处辗转，曾在这座居所中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等文艺作品，写下《彷徨》《野草》《华盖集》等文集中的诸多名篇。

回归祖国，并非漂流的终点，而是另一场追寻的起点。于小植说：“鲁迅一生都在践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种‘走’的哲学。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东京，从东京到仙台，从仙台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从广州到上海，鲁迅一直在逃，一直在找。每一次逃离都意味着一次新的寻找。要逃离的是痛苦，要寻找的是幸福。”

加入新文化阵营、与“新青年”守望相助，是鲁迅归国后，几经辗转终于寻觅到的心灵归宿。这一归宿，藏在他以教职谋生的路途中。赴杭州教授生理学、化学等课程，回绍兴担任监学，到西安、北京讲授中国小说史……“在教书的过程中，鲁迅并非只是传授某些知识或‍‍某种理论，他也在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对中国社会的见解。”郝庆军说。

最典型的例证，是1924年鲁迅为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而撰写的讲稿《中国小说史略》。郝庆军介绍：“那时，文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小说，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梳理出中国叙事作品从魏晋南北朝寓言到唐传奇，再到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使青年认识到，中国小说有着深厚的传统，并带领‍‍广大青年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髓。”

育人是百年大计，文章是千古事业。两副重担压在肩上，鲁迅一度也曾踌躇：“做文章呢，还是教书？”而最终，关怀青年与文学创作两项事业，他未能割舍任何一项。“作文和教书看似是两件事，实际上可以是一件事。它们需要同样的两种特质：条理性和深刻性。作文是写下来，教书是说出来，不需要割舍一样而成就另一样，二者能够并行不悖。”于小植表示。

鼓舞青年摆脱消沉的散文诗《希望》、悼念北京学生运动领袖刘和珍的散文《记念刘和珍君》、警醒青年依靠自己前行的杂文《导师》……鲁迅的许多文章，为青年创作。“他不太注重考据型、‍‍理论化的文章，即使有了长篇小说的‍‍规划也没有投入最重要的精力，而是喜欢创作1000字以内的简短杂文。这种方式能够使先进思想快速、及时地流入青年心中，帮助青年学生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使‍‍更多青年觉醒、觉悟，参与到社会发展的洪流中。”郝庆军认为，杂文、‍‍散文、杂感等文体，表现出鲁迅向‍‍青年传达对中国革命‍‍发展、社会进步追求的迫切心情。

而最初奠定鲁迅在文坛开拓地位的，并非节奏迅疾的杂文，却是中西合璧的白话小说。辛亥革命爆发后，鲁迅辞去教职，在南京政府教育部担任佥事，受蔡元培影响，他开始接触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青年》，‍‍没有《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仁向鲁迅约稿，激发出他文学创作的热情，就不会有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主将的鲁迅。”郝庆军表示。

在南京政府教育部，鲁迅是沉醉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一名学者型官员，每日埋首古籍佛经、石刻碑帖间打发岁月，时光黯淡，心境孤寂。直至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投身新文化运动，紧锣密鼓的人生新篇章才再次掀开。从1918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救救孩子”的呼号响彻大江南北，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一篇又一篇作品写就，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开启一个新主题、创造一种新形式。“鲁迅”二字，成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

这些创作于1918年至1936年的小说，几乎全部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杰作。“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同鸟之两翼，鲁迅的小说两者兼具。如果思想性高而艺术性低，那么味同嚼蜡；如果艺术性高而思想性低，那是花拳绣腿。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取得突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兼具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于小植说。

在郝庆军看来，‍‍鲁迅小说中的思想性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与中国革命发展和历史进程相契合，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如果没有这样的契合，技巧再完善，也不会成为经典作品。‍‍反过来看，‍‍如果没有好的呈现形式、圆融的小说创作技巧，鲁迅的思想也不会得到大家这么深刻的认识。”

主动关怀进步青年，始终站在新文化阵营。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人。“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埋头于书斋，也不止步于文学成就，而是将大量精力用在领导、推动‍‍中国文化运动、版画革新运动等社会活动中。通过这些运动，他带动了一大批人，鲁迅精神也逐渐发扬光大。”郝庆军分析道。

即使已经抵达生命最后的年月，身患重病、行动不便的鲁迅依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青年成长。展厅中陈列出1936年10月，鲁迅在“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现场拍摄的照片。这是鲁迅参与的最后一场社会活动。定格下时光的影像中，他与青年木刻家们围坐在一起，交流、畅谈；青年们脸上笑容洋溢——他们不会预知到，面前这位和蔼又犀利的长者，生命时针已经指向与世界永远诀别的倒计时第11天。

创作于1926年的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是鲁迅对勇猛战士的沉痛哀悼：“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笔触下的战士形象坚韧、凝重而深沉，宛如在10年前，他便已经为自己一生的奋斗与追求作结。

（《人民周刊》202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