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把从北京带来的李大钊搜集到的《共产党宣言》英文文本交请青年才俊陈望道翻译成中文本。有人说,不是陈独秀直接把外文《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请陈望道翻译成中文的,而是戴季陶或是邵力子或其他什么人交给陈望道翻译的。那么,究竟是谁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呢?
要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汉语言文学素养。而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陈望道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认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此外,深厚的英语和日语功底以及良好的汉语言文学素养,更使陈望道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不二人选。
此时,陈独秀、李大钊筹划将《共产党宣言》尽快译成中文,以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在当时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编辑部很快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日程。讨论人选时,邵力子推荐了时年29岁的同乡陈望道。他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很快,陈望道收到邵力子发来的《星期评论》请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约稿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欣然应允。同时,陈独秀向陈望道提供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为了专心致志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2月,陈望道特地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十分憧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敬仰的陈望道,聚精会神地研读《共产党宣言》,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看他如此辛苦地工作,母亲十分心疼,给他送来粽子和红糖。母亲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母亲进门一看,陈望道埋头奋笔疾书,嘴上全是黑墨水。但是他浑然不觉,真可谓“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陈望道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终于在4月下旬“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全文译了出来”。
5月,陈望道携带译稿赴沪,不料上海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造成该刊停办,使得在该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无法兑现。于是,他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全译文交陈独秀校阅。正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得知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已完成但出版经费困难,便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版。为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取名“又新”的小型印刷所,承印此书。8月,经多方努力,《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陈望道的这一译本在上海一经问世,就风行起来,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从此,这本不到三万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确立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它让无数中国仁人志士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并志愿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孔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