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象到观览：海洋生物在哪里？

 宣统元年（1909年），已经执掌后宫的隆裕太后决心修建一座“水殿”，亲题殿名“灵沼轩”，计划在殿中下层蓄养鱼群，以环绕一周的玻璃为窗增加观赏效果，观者可在殿内透过玻璃欣赏鱼景，宛若置身海底，因此“灵沼轩”亦称“水晶宫”。
　　然而在遥远的古代，除了靠海谋生的渔民，能近距离接触海洋生物的人并不多，神秘大海里的众多生灵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存在于文人的作品里。
       对海洋生物的记录与想象
　　历史上的中国常被认为并不太重视海洋的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一生至少10次东巡观海；秦始皇更是一个极其向往海洋的皇帝，他曾在芝罘等地刻石，以记颂其武功威德，并手持连弩射鱼，还派遣方士徐福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老药，支持了最初的海洋探索活动。
　　寻药的徐福最终下落不明，后人认为他到了日本。而在当时，他的不归，预示着秦始皇一系列希望落空的同时，似乎也是对海洋无以回应的最终注脚。海洋幽暗而阴晦，充满未知的危险，“未知”既是一个让人恐惧、敬畏的开始，也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源地。
　　《山海经》这部古老的奇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书写海洋的经典之作。前5卷是“山经”，中间有8卷是“海经”，后4卷是“大荒经”，最后一卷为“海内经”。虽然“山经”在前，但从篇幅来看显然“海经”居多。书中描绘了许多与海洋有关的生物，比如《大荒北经》里的烛龙，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还能呼风唤雨，眼睛一睁一闭就是昼夜的轮转，如同大海恒动不息形象的化身。对远古人物的描绘也常打上海洋底色，比如刑天，他来自炎帝族，居住于海边，在《山海经》中的形象犹如螃蟹。
　　古人对海洋生物的记录不仅仅是想象，也包含了认真的考据。明万历人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水产动物的形态、习性以及分布等，对海洋生物分类有一定贡献，但其首要书写动力还是“物之大莫若鱼，而味之美亦莫若鱼”，大概“吃”是人类开发世界的永恒动力吧。“海错”一词出自《尚书·禹贡》，中有记载“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后成为海味、海洋生物的统称。
　　另一本据说是乾隆皇帝枕边书的《海错图》，也是位画家兼“美食家”的杰作。此书是清代画家聂璜所著，共有4册，记载了300多种海洋生物，被誉为藏在故宫的古代“海洋博物馆”。上述关于“海错”的著作，无不透露出作者对美味海鲜的深爱，说他们不是“吃货”也实难令人相信。
　　不过，《海错图》不仅有大量的纪实作品，也添加了不少想象成分，像会吃人的“海蜘蛛”以及寓意不吉的“海和尚”，等等。清代大才子袁枚在《子不语》中对海和尚进行了描述，说是“遍身毛如猕猴，髡其顶而无发，语言不可晓”。
　　在各地方志中记载的故事也不少，像康熙二十八年渔民在富宁州海上捕获了一只大鳖，刚露出水面，一看居然挂着一张人脸，吓得大家又慌忙把它丢了下去。海中既有美食也有危险，海洋代表着未知、冒险和边缘，也象征着奇幻、利益与霸业，勾起人类无尽的征服欲。
       贸易的动力
　　在中国政治和舆地学认知里，海洋已经到了一个王朝统治能力的边缘，也是人们可知事物的边界。然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航行路线不断开辟，航海图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航海图是南宋《舆地图》，标注了到达日本的航线。但至今可见的航海专图，应是明代摹绘元代的《海道指南图》。明代是中国航海图制作的巅峰，“郑和下西洋”后《郑和航海图》随之被绘制。
　　清代大规模的官方航海活动已不多见，但对海洋贸易早已司空见惯。《管子·禁藏》对海洋之利分析透彻，“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经济利益一直驱使着人们泛舟于波涛之中。历史上，对南中国海至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参贸易，中国实现了长期掌控，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的市场价值已令人无法忽视。
　　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让英国商人积极寻找高利润的对华贸易品，于是通往中国的“极东航线”（英国探寻的连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航线）被开辟后，殖民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大洋洲海域分布广泛的海豹，它们的毛皮能在广州获得巨额利润。航海图的日趋成熟与世界贸易发展相辅相成，全球化的深入带来了近代海洋贸易的繁荣，也催生了知识的共享。
      水族馆与海洋研究
　　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对大自然征服的重要一步，是给生物进行种类划分，“博物志”知识开始从纸面阅读变成观览。自1853年世界上第一个用于展览的水族馆在英国摄政公园对大众开放后，柏林水族馆、巴黎水族馆等也相继建立。1878年，威斯敏斯特的水族馆里的一条鲸鱼，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柏林大水族馆里也放置了不少稀有海洋生物。这一时期的西方水族馆不仅为观赏，也是为研究海洋物种而建，将人们带入深奥的海底世界中。
　　中国也紧跟世界潮流，开篇述及的灵沼轩，是一个未曾实现的水族馆愿望，在建筑方面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特色，隆裕太后专门从自己的财库里拨款修建，但随着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工程也随之中断。不过即便建成，其旨趣也最多为皇家观鱼而已。
　　近代还出现了劝业会以及博览会中的海洋生物展览。博览会起源于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各国展示自己物质文化的活动很快风靡全世界。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参考了1903年日本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的布局，右侧设有水族馆、教育馆等展厅。劝业会闭幕后，还出版了《南京博览会各省展品调查书》，被誉为“出有凭据的清国物产志”。
　　自1862年英国举办伦敦渔业博览会以来，在各国的竞相扩张中，渔业已经和国家海权密不可分了。为此，当1905年意大利邀请清政府参加将于次年举办的米兰世博会时，正在经营江浙渔业公司的民族实业家张謇认真备赛，其展示的海产品、渔具、地图等共获奖牌百余枚。
　　到1928年，全世界共有公立或私营的水族馆45所。1930年，中国科学社成员在青岛开会，蔡元培等倡议建立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计划有3期，第一期便是建立水族馆。1932年，中国的第一座水族馆终于在青岛成立。水族馆共4层，有标本室3间，海水玻璃展览鱼池18个，露天鱼池2个，还有研究室、储水塔等，从海上捕获的一些海洋生物，海牛、海象、海龟、海豚等，既用来展览也用于研究。
　　从想象的水族生物，到人们可以近距离看到甚至触摸到海底生灵，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水族馆的建立意味着曾经不可知的海底世界正慢慢被人类熟悉和掌控，对自然世界的征服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5年的一部电影《海洋深处》描述了人们在“未知世界”捕猎鲸鱼的故事。大约从中世纪开始，鲸鱼油成为西方最重要的燃料来源之一。因此，19世纪初新英格兰地区的出海口，还在持续盛行着捕捞鲸鱼的活动。影片中年轻、俊朗的主人公充满男子气概，正对应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不可一世。然而在捕鲸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头智慧过人的白鲸，这位海洋生灵不仅不愿坐以待毙，反而施计让满船人员几乎折损殆尽。一个来自21世纪的弦外之音传递到观众心中：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人类更要敬畏自然，因为放眼历史，人类对自然从未有过真正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