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文献展里回望峥嵘岁月

顺着长33米的《百绣百年颂党恩》巨幅蜀绣一路前行，步入“巴蜀风云——川渝红色文献特展”，一册册泛黄的文献映入眼帘，静静述说着一段段峥嵘岁月。

正在四川省图书馆展出的“巴蜀风云——川渝红色文献特展”（以下简称“红色文献展”），由省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联合承办，吸引了不少读者前来。《刘伯承致刘湘信札》《郑佑之给幺妹（赵一曼）的信》《友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包括珍贵的图书、报纸、期刊、图片等具有代表性的百余件文献资料和实物、影像资料，以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奋斗历程和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式展示这一时期巴蜀革命风云和党领导人民革命奋斗的生动实践。

觉醒时代

革命先驱播下思想火种

1921年10月24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应邀在重庆联合中学作《青年应该怎样做》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号召青年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鲜明提出：“中国要靠我们，任谁都是靠不住的。”这场振聋发聩的讲演，由仲淳记录整理，并以《恽代英先生演说词》为题，发表在1921年11月的第一卷第一号《友声》中。

红色文献展展出了1921年11月的《友声》这本百岁期刊。作为研究巴蜀“觉醒时代”的重要文献之一，它的尺寸不大，版式普通，因为岁月久远，封面纸张已呈姜黄色。

“《友声》是重庆联合中学校友会出版的半月刊，首期于1921年11月出版。它的诞生和时代紧密相连。”省图书馆古籍部钟文将其背后故事娓娓道来。彼时的重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风，促进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重庆传播。在这样的“觉醒时代”，《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各种宣传科学与民主的书刊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使巴蜀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受到新思想的洗礼。诞生于巴蜀两地的《星期日》《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渝江评论》《巴声》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友声》也是这批诞生于本土的思想读物之一。钟文介绍，该刊以“提倡改革旧教育，进行新教育和学问社会化，以启发学生的思想，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为宗旨。除了刊登文学作品外，《友声》还大量刊登了关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进步文章。在展出的这册书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恽代英先生演说词》。钟文说，恽代英曾参与创办对当时的中国青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青年》。在重庆时，他经常带学生与萧楚女、陈愚生等人讨论宣传革命、教育、社会等问题。即使在上海开展团中央工作期间，恽代英仍然关注并多次指导四川地区地方团工作。郭沫若曾这样评价恽代英的“引领”作用：“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

百年前的那场启蒙演讲已经烟消云散，在百年后的今日，这本记录恽代英完整演讲的书册，让彼时革命先驱播撒火种的时刻再现：“我们若要灭去这可笑的念头，使这个无希望的中国变成有希望，非我们青年努力不可。青年若不自己承认是‘人’，不努力去做，中国便真正无希望。这才真是笑话！所以现在要说中国有希望无希望，只看我们青年努力不努力……”

“其倡导的青年向上，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钟文说，除了恽代英的演讲，展出的《友声》中还可看见吴玉章的《政治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和独裁主义》、横秋所记的《陈愚生演说词》等，“这本期刊对于早期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巴蜀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像一面镜子，映射出那个时代巴蜀青年的家国情怀，让我们一窥百年前的巴蜀青年精神图景。”

革命岁月

刘伯承为何致信刘湘

琳琅满目的展品中，一封陈列在壁龛里的信札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信并不长，两页朱栏信纸上，仅百余字，但却串联起刘伯承、刘湘、杨森三个川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一段激荡人心的岁月铺陈开来。

“这是刘伯承写给刘湘的亲笔信，写于上世纪20年代。”省图书馆古籍部樊迪介绍道。刘伯承，四川开县（今重庆开州区）人，1955年授衔时与朱德、陈毅等同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他早年在四川从军，被誉为“川中名将”。

刘伯承为何要此时写信给刘湘？信中又说了什么？时光穿越回1926年秋。当时，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回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问题。其时正值国民大革命如火如荼，为配合北伐进军，推动革命进程，策动“川军”易帜，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派朱德等到四川做政治工作，争取当时隶属北洋政府的四川军阀转向国民革命，一方面由刘伯承等人在四川开展军运，策动部分川军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之后拟定了在泸州、顺庆发动起义的方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3日，顺庆起义；5日，合川起义，由此，被后世评价为“奏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的“泸顺起义”爆发。

樊迪说，彼时川中各派军阀已纷纷转投国民革命军，其中杨森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驻万县；刘湘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驻重庆。起义发生后，为争取刘湘对泸顺起义的支持，刘伯承在万县与杨森会谈期间，得知杨森部下师长向成杰（向时俊）返渝，特意请向成杰给刘湘带一封亲笔信，希望刘湘和杨森一起支持革命。这封信就是本次展览展出的《刘伯承致刘湘信札》。信件送出，刘伯承又再度投入泸州、顺庆方面的军务中。起义军队在泸州坚持了近半年，虽然最后在各路军阀的围攻中失败，但其影响力与深刻的意义在当时人看来已毋庸置疑。《新蜀报》评论泸顺起义：“惊破武人之迷蒙，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这次起义牵制了四川军阀东下，有力地配合了北伐主战场的斗争，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泸顺起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次勇敢尝试，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先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这段革命岁月的重要见证，这封珍贵的信札首次在省图书馆展出。樊迪介绍，尽管信件缺失部分，但透过刘伯承端正严谨的手迹，人们可以感受他赤诚的家国情。“信中，谈及合作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吾川七千万同胞十余年来之痛苦当有解除之望’，这份体念百姓之苦的情怀，让人动容。”

恢宏长征

再现鲜为人知的感人细节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红军长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红军长征时，每天的行走路线是什么，里程又有多少？中途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展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再现了这段漫漫征程。

樊迪介绍，该书为1937年抗战出版社印行本，编著者朱笠夫。“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但这段艰苦卓绝又辉煌壮烈的历程存世资料并不多。展出的这部书册发行于1937年，当时长征刚结束仅一年，是记录红军长征历史的珍贵的早期资料。书中全景式再现长征图景，里面的故事不仅真实，还具有丰富的细节，使得恢宏的长征变得有血有肉，立体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如今，在书册目录可以看见，全书分“红军大会合”“艰苦而壮大的道路”“围剿之突破与长征之准备”“二万五千里长征纪程”“抢桥”“长征闲话”6章，用44则记录再现了红军在国共分裂后从成立到壮大、历经五次反围剿斗争后从江西出发到达陕北的长征历程，以及长征中或惊险或难忘的故事。

其中第4章“长征纪程”是全书的重点，记录了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成功渡过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穿越少数民族地区最后到达陕北的经过。四川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地区之一，长征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脍炙人口的红色故事都与四川有关。比如，86年前，在前有大渡河天险、后有国民党追兵的危急时刻，20余位勇士临危受命组成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直到现在，很多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如今人们可以在书中第5章“抢桥”里，看见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英勇壮举背后的细节。“书中关于长征在四川的记录颇多，除了第5章的专门记叙，在第4章还有渡金沙江、过大渡河、彝海结盟等相关内容。”书册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史实。在“大家都变成泥菩萨”一节中，记录了红军夜行的艰辛。书中写道，“确实黑暗得可怕”，如果走得快，会撞到队伍前面的人，如果走得慢，又会被后面的人撞到。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弄得满身泥。即便这般艰辛中，红军不改乐观之色，还幽默调侃大家都成了“泥菩萨”。书中“茅台逸事”记录了红军到达贵州茅台镇发生的趣事；“西进中最快乐的一天”再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的情景。让人动容的是，书中还专门单列一节，以“女战士三十人”介绍了参加长征的30位女英雄，展现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凡此种种，都是非亲历者无法获知的信息。”樊迪说，《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出版，让当时的社会民众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长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对党和红军树立形象、凝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边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