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日本制造的文化密码，探寻中国制造的文化动因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不懈探索和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并且与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美国的距离也在不断缩小，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成为典型的“世界工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依然是制造业强国的日本学习什么？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历程给追求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中国提供了哪些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这正是彭新武教授撰著的《日本制造的文化密码》试图解答并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历史上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伤害，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至今仍未得到彻底清算，但是，应理性地看到，战后日本经济能够从一片战争废墟上重新崛起，并自1970年代起40多年间一直居于世界总量第二（直到2016年被中国超越）。特别是在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轿车、商用车、机床、手表和机械出口等众多工业制造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这其中必然有其独特的成功之道。作者没有简单地从国际环境、政府产业政策、国民教育、技术革命机遇等方面来总结日本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经验，而是深入到日本制造业背后鲜明独特而有普遍价值的文化精神，深入到日本企业管理背后善于学习而又融合创造的组织文化，力求破解日本制造乃至经济发展的“文化密码”，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日本经济和制造业成长的秘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探寻中国制造业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日本制造业在二战后的崛起与持续发展，确实是世界经济史、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日本也充分利用了战后国际形势变化和美日同盟关系下的种种有利条件。但是，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为欧美之外世界唯一的发达国家；一个资源禀赋极度贫乏的岛国，成长为一个制造业繁荣的工业强国，造就出一大批竞争力爆表的超级企业。作为管理学者的彭新武教授没有为表面万花筒般的现象所迷惑，而是着力揭示在日本制造企业的技术、管理、生产、营销、品质、创新等能力和优势赖以形成的“文化密码”，使人们能够从日本企业这些看似“软性”的因素中发现属于日本企业的真正“硬实力”，从一个个鲜活的企业、产品、技术、品牌等实例中细微而又明确地揭示出日本制造的文化内涵。

首先是日本制造的品质文化。日本企业制造的产品向来以品质优良、精美实用著称，从国人热捧日本马桶盖也可以反映这一点。而高品质的产品来自日本企业严格的质量管理，而质量管理的效果却又来自日本企业将美国的质量管理技术与方法和日本独特的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以顾客为本的卓有成效的品质文化或质量文化。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就把提高产品质量确立为国家战略，并积极向美国学习质量管理的技术与方法。这时，来自美国的质量管理专家爱德华兹·戴明、约瑟夫·朱兰受到日本企业的追捧，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俩创造的质量管理体系与方法引发了日本企业的品质革命，逐步发展为“零缺陷”的质量管理模式，从而造就了日本制造质优价廉的产品形象。反过来，日本企业创造的质量管理模式又成为欧美企业争相学习与模仿的对象，成为全球质量管理的典范，这是日本企业从学习、模仿到创新的成功。而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日本企业并没有单纯地照搬或模仿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技术或方法，而是创造性地将来自于戴明、朱兰等美国企业的管理经验与方法与日本企业实际、与日本本土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创造性转化出以松下、索尼、三菱等公司为代表的先进品质管理文化。这包括基于日本企业制度的全员参与和合理化建议行动、顾客至上与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先义后利的经营取向以及融入了“大和”民族精神的产品设计、形象设计等，最终创造出质量优良、外表美观、体验良好的“日本制造”。

其次是日本员工的工匠精神。产品是人品的物化表现，优质的产品或服务最终来自每位员工的奉献与创造，这集中体现为日本企业员工的“匠人精神”。日本企业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员工忠诚敬业、追求极致的职业精神，这体现在从企业家到普通员工的每一个“企业人”身上。对企业家来说，近代以来，以“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的“和魂商才”或“论语加算盘”的经营思想为导引，日本企业家逐渐形成了“义利合一”、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企业家普遍重视身心修养、强调奉献社会、产业报国、追求精益求精，始终以宗教般“敬天爱人”的“心性精神”来经营企业、管理员工，造就出一大批如松下幸之助、丰田喜一郎、盛田昭夫、稻盛和夫一样融高尚精神境界与精明经营头脑于一体的企业家，也培养出一大批敬业勤勉、精于管理的职业管理者群体。对企业员工来说，传统日本社会“诸业即修业”的文化传统和“各安其分”的社会等级划分等，逐渐形成了日本人忠诚服从、敬业勤勉、精益求精、埋头苦干、自律严谨的“匠人精神”，社会对各行各业的“匠人”也都给予高度的认同与赞赏，从而积淀成内化到日本人骨髓之中的“工作伦理”精神。这种根本于社会文化基因的“匠人精神”，经由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持和转化，终于成就出最具职业责任感和专业技能的企业员工队伍，成为日本制造和高品质产品的最根本保证。

再次是日本管理的组织文化。到1970年代末，随着日本汽车、电子等制造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对美国企业竞争优势的不断扩展，以独特的组织文化（公司文化）为灵魂的日本企业管理模式迅速成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的学习目标，而正是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内工会为制度依托、以价值观为引领的日本式管理模式造就出日本企业制造的高工艺高品质，塑造出敬业精业、团结合作的员工队伍，实际上成为日本企业质量管理、工匠精神的文化根基和实现方式。帕斯卡尔和阿索斯、威廉·大内等美国管理学家正是基于日本式企业管理相对于美国企业的独特性及优势而提出了“公司文化”这一新的管理模式，这代表对长期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模式的挑战与超越。如松下幸之助所说，“造物先造人”，日本公司文化最核心的就是始终坚持以员工为本（而不是以股东为本），注重“育人育心”，强调团队合作，建立起企业内部（包括劳资之间）的信任、微妙性与亲密性的人际关系和整体氛围，也造就了日本企业卓越的管理效能和竞争力。正是这种植根于日本文化传统、反映日本人价值观的文化管理模式，成为日本制造及其高品质高效率的深层“文化密码”。

当然，自上个世纪末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制造业在繁荣中也存在泡沫成分，不断遭遇危机，许多公司陷入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代表日本制造品质的电子、汽车等行业风光不再，甚至一向以诚信、品质著称的日本企业也出现造假账、质量缺陷等丑闻。特别是在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日本制造企业因为缺少突破性创新再次被以英特尔、微软、苹果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超越，甚至有“失去的二十年”“停滞的二十年”的说法，经济增长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日本企业界和理论界也在作深刻的自省与反思，寻求走出经济衰退、制造业低迷，特别是追赶智能、数据时代的改革良方。如同作者所分析的，日本企业的自我反思同样深入到其内在的“文化密码”之中，认为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排斥个性、对企业的忠诚抑制了员工流动、自上而下的服从消解了创新活力等等，从政府到企业，从产业政策到企业管理，日本开始重新布局制造业发展，培育智能型、知识型的人才，主动变革、鼓励创新，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技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力求在保持日本企业独特文化优势的同时，重构“工业4.0时代”日本制造企业的创新动能。这种危机中的反思既是日本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不甘沉沦精神的体现，又是日本“耻文化”传统以“唱衰自己”来达到自省自励的反映，这也是日本企业经历多次危机而依然不倒的原因所在。实际上，正如作者所提醒的，近年来，日本在新兴的以新材料、云计算、机器人、医疗设备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领域正在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甚至被认为处在一个新的繁荣期的开端。在各种排行榜上，日本仍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国家，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走向世界制造业的前沿，代表日本企业文化内在的变革活力。

通观全书，作者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人们娓娓道来的是日本制造业尤其是三菱、松下、索尼等著名企业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和组织文化，是一个个风靡世界、广受追捧的创新产品，是日本企业家的社会情怀、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是日本员工以公司为家、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但是，在从头到尾的字里行间里，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中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的热切期盼、冷静分析和坚定信心，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在阐述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技术创新、顾客服务、国际化战略等每个具体问题时，随时随处看似“不经意”间对中国制造及其企业的对照分析、警示提醒或理性反思，是作者对中国如何发展为制造业强国的殷殷情怀，而且集中表现在作者基于日本的经验而专门来反思中国制造多年来的“野蛮增长的隐忧”，并提出了中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所应该加强或改进的方向，这包括积极发挥政府作用，以产业、金融、财政等政策引导和支持制造业发展，以开放心态大胆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经验和方法，大力发展教育、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与学习能力，加强劳动保护、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切实改进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培育推崇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企业要积极改进管理、自主创新、打造品牌、走向国际市场、跟上智能制造潮流，等等。同样地，作者对中国制造业问题的思考也没有停留在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等具体层面上，而是深入到文化的深层次来，呼唤一种与制造业相适应的新的工业文明。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精雕细刻的匠人精神和以诚为贵的商业精神，经由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洗礼和改造，能够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制造业文明的积极因素，塑造与制造业发展及其企业管理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更根本的是，中国与日本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并且历史上曾经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能够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创造融合和转化而培育出独具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文化，在改革开放中正在激发出无限发展活力的中国，自然可以追问：“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中国制造’要真正走向世界，不仅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所曾有过的工匠精神，还需要现代文明在中国能够真正得以落地生根”。开放自信的中国有理由有能力创造出与制造强国和强企相适应、体现中国文化底蕴的企业文明和管理文化。这也是《日本制造的“文化密码”》的作者所要传达的真正意图吧。（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公共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