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实践启迪未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从这时起，中共中央在陕北和延安度过了十三年峥嵘岁月。

十三年，巍巍宝塔成为革命的象征，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从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人们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扎根这片黄土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局部执政逐步发展到全国范围执政，最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

高举抗日旗，坚定救国志，赶走侵略者，推翻反动派，砸烂旧世界，迈向新中国。延安岁月，虽长河一瞬，却光照千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党中央到达陕北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关头。要取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究竟要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等入驻瓦窑堡，就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转变党的路线问题。在民族存亡之际，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是中共中央着眼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出的适合新情况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只有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找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不仅彻底克服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迅速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思想上的一大转变，也为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构想。

从之后的实践来看，无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是洛川会议提出的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或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统一。旗帜高擎，找对道路，天下归心。

天下归心还在于赢得民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共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载入党章。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人民群众是主人。生活在群众中，和大家一起吃粗粮、穿补丁衣、住冰冷的窑洞，“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当时对延安的真实写照。

为民执政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成功的深厚基础。始终坚持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一步步走向胜利。

局部执政下的实践创新

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与时俱进，既思考着执政体制的创新和执政能力的建设，也思考着战后中国的走向，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后，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阐明了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上，探索出一条民主执政的新路子。

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宣告成立。这个参议会经人民普选产生，可以选举和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批准各项经济、文化、教育计划，从而实现人民自己的民主权利。

为找到各革命阶级的最大公约数，党创建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容纳了根据地内一切主张抗日的阶级、阶层、民族、党派、团体。“三三制”的实施，给根据地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当家作主的机会和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还十分注重加强党的建设。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怎样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

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保证了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有效改善了延安抗战时期民众生活，提高了其生产生活积极性。

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生产运动，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为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建设方面，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文化建设。

抗日战争期间，党在延安陆续创办了大批学校，积极发展国民教育。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36万余人。

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方针指引下，延安大力发展革命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成立了各种文学艺术社团，进行了大量宣传创作，掀起了革命文学艺术创作的高潮。《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中国共产党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建设实践。

“每家余一年粮，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当时延安的这些社会建设目标，均指向民生的改善。

毛泽东1940年提到延安的“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特殊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西北局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是西北地区党、政、军、群的最高领导机关。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

作为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西北局是执行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是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典范，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曾经民贫地瘠的边区成为欣欣向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成为抗日救国、民主建国的光辉旗帜。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1941年8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建立了政府党团。1945年党的七大后，边区政府党团改称党组。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组）积累了重要经验。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把西北局领导工作的重任交给习仲勋。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西北局书记。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遵照中央指示，西北局为全国的解放、为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支援和输送了大批领导干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解放区。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1948年1月4日，为了纠正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了一份报告给西北局并中共中央，提出老区与新区基本情况不同，土改要区别对待。9日，毛泽东致电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其他领导：“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

结合实际情况，西北局在领导边区的土改中，创造了著名的“黄家川经验”。“黄家川经验”就是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式来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成功经验”，被毛泽东作为典型在全国推广。

实践证明，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出政策、出干部、出经验的重要阵地之一。而边区成为模范根据地，也是与西北局的正确领导和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的。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从吴堡县川口村东渡黄河。至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十三年的战斗与生活历程结束了。

在他们身后的这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经过十三年局部执政实践，思想理论日益丰富发展，党的力量得到凝聚，作风得到锻造，政治上保持了先进性。一个伟大的党，也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