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际歌》不再笙箫默

在天津和平区黄家花园一带，有一居民区名为求志里。求志里17号是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的最后一个办公地，现在是红色革命遗址。那段历史距今已94年，日前笔者曾经到小区中寻访，即使是年过七十岁的老居民也不能确切地指出哪一栋楼的哪一套住宅是当年天津地委机关所在地。这个当年的秘密机关所在地如今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深深地隐匿在闹市里。然而，当年有一对革命伴侣，他们曾在此办公和生活，用鲜血和生命留下了历史无法磨灭的红色印记。他们的故事，也让笔者无法停下探寻的脚步。

一个是走出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后又留法归国的青年才俊；一个是出家名门且受益新学的知识女性。当他俩抱定救民于水火的共同革命理想，当他俩笃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毕生追求，在青春韶华中，在炙热锻炼里，爱情的火花一经点燃，便经久不熄。94年前，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下，李季达和王贞儒这对革命眷侣“为了解放与自由”写下传奇。

20世纪初，有抱负有理想的爱国青年纷纷走出旧式家庭，为寻找救国良方和救国之路而努力。1921年1月20日，四川省巫山县的李季达赴法留学，在马赛，与先期赴法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陈毅、刘伯坚等人有了深入接触，从此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1922年，李季达加入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并实地从事革命工作。

留学法国期间，李季达与周恩来相识。同期，在天津，直隶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进步女青年王贞儒和邓颖超正在并肩作战，参加爱国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再次掀起高潮。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派遣学成归国的李季达来津担任天津地委书记。

李季达来津工作后，身边有位年轻女子默契地配合他的工作。她就是时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的王贞儒（第一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是邓颖超）。王贞儒是邓颖超的同学和好友，她们曾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领导了五四时期的天津学生运动。

在配合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为事业相同、志向相同，李季达和王贞儒相互吸引、信赖，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后经组织批准，他们二人在南京路集贤里17号租下婚房，并于1927年元旦结婚。自此，南京路集贤里17号不仅仅是李季达夫妇的住所，也成了当时地委机关所在地。李季达夫妇二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他们以家庭形式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4月，因为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举起了屠刀，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方与蒋介石相呼应。4月初，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在北京被捕。1927年4月18日，军阀当局下令把“义庆里事件”中涉及的江震寰等15人押往南市刑场杀害。

1927年6月，面对白色恐怖，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一面嘱咐各级组织谨慎行事，一面将党的重要文件和党员名单存放入法租界内的浙江兴业银行地下金库的1号保险箱内。同时，天津地委机关被秘密迁移至山西路松寿里79号，不久又转移到长沙路求志里17号。

多年后，王贞儒在《悼亡夫季达》中回忆说：“季达多才多艺，工作累了他就拿起箫，我则以笙相伴，我们吹《国际歌》，怕人听到，不敢大声，只能小声地吹片段。我总觉得不尽兴，说什么时候能完整地吹《国际歌》就好了。季达说，‘等胜利了吧，到时咱们痛痛快快大声地吹，让周围的人都听到。’那时我们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1927年8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李季达夫妇不幸遭到逮捕。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只有王贞儒被营救出狱。李季达在狱中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11月18日下午1 时，李季达与粟泽、姚宝元一起被反动当局杀害。天津《益世报》曾报道说，在赴刑场的路上，李季达站在刑车上，面对众多的群众，慷慨陈词，宣传革命道理，高呼革命口号，持续一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天惊地，令津埠人民无不敬佩。

李季达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27岁的宝贵生命。他的牺牲，对新婚刚半年的王贞儒来说是一生的痛，此后她没有再婚，也没有儿女。在天津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史上，这对革命夫妻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27年8月，中共顺直省委成立，负责领导包括天津在内的北方各省市党的工作，中共天津地委改建为天津市委，此后党的组织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李季达烈士曾经生活和办公的求志里17号，成为天津地委最后一个办公地。

带着追忆和缅怀，当笔者再次走进求志里──还是那片楼房，如今住的都是和平百姓，窗子里透出幸福温暖的灯光。追寻的目光审视那栋历久经年的老屋，终究还是无法锁定哪一个楼层、哪一扇窗……是啊，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早已过去，可是这里的人不会忘记那个红色故事，就如同不会忘记那首低声吹唱的《国际歌》。（刘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