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一片丹心向阳开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进行疯狂屠杀。当刽子手叫到他的名字时，他正俯身在牢房地板上写诗，扭头喝道：“慌啥子！等老子写完了再跟你们走！”

在难友饱含泪水的注视中，他大声吟诵最后的诗篇走向刑场：“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他叫刘国志，出身于四川泸县一个大富豪家庭，时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是小说《红岩》里刘思杨的原型。1948年4月，刘国志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刘家上下多方营救。他的五哥刘国琪专程从香港到重庆，重金打点军统上上下下，希望对刘国志网开一面。收受巨额贿赂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同意放人，但要求刘国志登报发表退党声明。面对哥哥的劝说，刘国志说：“不行，如果要我退出共产党，我活着也等于死了。”后来，徐远举又让刘国志写份悔过书就放人。面对这一要求，刘国志依然断然拒绝，放弃了生的最后机会。

什么是追求？什么是人的生命意义？什么是敢于为真理而献身？“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党的荣誉、革命的理想在他心中神圣而至高无上。从刘国志身上，我们看到了熠熠闪光的红岩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伟大的斗争实践，创造性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孕育形成了具有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红岩精神。解放战争后期，被集中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谱写了感天动地的斗争壮歌，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馨香流溢的革命精神花丛中独特的一束。回望那段艰苦卓绝、浴血奋斗的历史，中共南方局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地标。就地理概念而言，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的总称，是中共南方局机关、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那时的革命者，实际上是把红岩当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号，对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人士来说，红岩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信仰底色

1941年底至1942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要求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骨干力量，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越是环境恶劣越要严守党的纪律。正是由于南方局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才使一大批革命者敢于含笑面对屠刀，身陷囹圄而不低头。

南方局领导和影响下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对理想信念有着坚定的追求，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愿为革命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捕后，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容就义前给党写下最后留言：“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在狱中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牺牲前慷慨表示：“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还有彭咏梧、许晓轩、刘国志、江竹筠、李青林、陈然等一大批信仰坚定的革命者，都是在这个红色熔炉锻造过的英烈。他们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骨头比钢还硬。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鼓励坚守重庆的南方局人员：“只要大家坚守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国统区的广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特殊环境中经受住了诱惑，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943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十三），是周恩来45岁的生日。这天红岩村的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庆祝，周恩来谢绝了大家的美意，只是吃了一碗寿面，然后离席回到办公室。此刻，他按照整风精神反复回顾个人的体验和得失，深感还存在诸多差距，于是郑重地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这是他留给自己的特别生日纪念，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红岩人风范的永恒记录。今天，我们学习研究这篇“要则”，仍可以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一面镜子、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

对党的绝对忠诚使红岩人具备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并由此激发出自觉无畏的奉献行为，这是支撑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懈斗争的力量源泉。

纯洁清白的政治本色，是红岩精神的品格光芒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们身处特殊环境，肩负特殊任务，他们主要不是用枪杆子进行斗争，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要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还要结交社会各界朋友，靠智慧和人格力量去开展工作；他们既要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要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应对复杂局面。

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有如“染缸”。南方局培养的党员干部必须具备“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深入虎穴，无论是高层斡旋还是商海沉浮，无论是身在红岩还是隐于市井，他们都坚持操守，默默为党奉献。1940年，卢绪章和肖林秘密接受周恩来指示，为党筹集经费，他们白手起家艰难创业，凭借卓越的经营才能跻身国统区名商大贾之中。1949年，在一手创办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时，卢绪章除了交出旗下全部资产，还一次性上交200万美元现金，而这位在国统区出入豪门的“富豪”，贴身衣服从来是补丁摞补丁。肖林夫妇在创办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后，一次性上交了12万两黄金和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仅留下3个银圆作为纪念。他们将企业盈利所得悉数上交给党，自己却两袖清风，不从中私占一分一毫。正是有坚定的信仰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这些特殊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才做到了勇于担当、不辱使命。

当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条件艰苦，吃水要到两公里外的嘉陵江边去挑，吃的蔬菜都是同志们自己栽种，长时间难见荤腥。今天，红岩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套“公用礼服”：米黄色的丝绸小西装、藏青色的毛料中长裙。那时同志们穿的是粗布单军装，抗战8年每个人只发了两套。工作人员方卓芬主动将自己的这套衣裙贡献出来，供女同志们外出时穿着。

南方局的同志在艰险的政治环境和工作环境中，时刻经受着信仰、意志、生死的考验，他们顾全大局，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为己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中共南方局成功营救被困于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范长江、邹韬奋等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800余人。茅盾同志称此次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是红岩精神的战斗特质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周恩来告诫大家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为了表示坚守重庆的决心，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1941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他们面对危机，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

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专制独裁，在国统区肆意迫害、逮捕甚至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面对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中共南方局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信仰和尊严，英勇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在渣滓洞监狱，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没有消沉，他们在荆棘丛生之地挺起腰身，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江竹筠同志遭受严刑拷打不低头，晕死过去三次；杨虞裳同志被特务用烙铁烙脚板、眼睛被打得失明月余；李青林同志腿骨被折断后还被吊打……但他们没有吐露半句党的秘密。他们说，毒刑拷打只是太小的考验。

他们坚持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在狱中受尽虐待去世，难友们悲痛难抑，向看守所所长提出为龙光章开追悼会、改善犯人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等条件，否则集体绝食予以抗争。敌人慌了，怕出乱子，只好接受全部条件。这次全狱大斗争，既悼念了战友，又振奋了士气，狠狠打击了特务和叛徒的猖狂气焰。

他们身陷牢狱仍然坚持学习。胡其芬同志做过英文教师，虽然身体不好，但她仍用布置作业的方式教女难友学英文；李惠明同志凭着记忆，给难友们讲《古文观止》；江竹筠、黄玉清、曾紫霞轮流主持大家的政治学习……监牢里的学习活动，使同志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得到提高，也使大家变得更加团结。

1949年春节，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举行了一场狱中春节大联欢。他们用香烟纸盒制贺年卡，在罐头广告牌上写贺词，表演叠罗汉、跳秧歌……突然，楼上的难友朗诵起《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更多的声音加入进来，齐声朗诵，一股思想的洪流奔涌在1949的新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谁会想到，这磅礴铿锵、气吞山河的《共产党宣言》，竟回响在镇压共产党人的监牢之中。这充满智慧和力量的语言，有着诗一般的韵味、火一般的激情，闪烁其中的真理光芒照亮了每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

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身陷黑暗而内心充满光明，是什么让他们面对酷刑眼神却无比平静？是因为他们真正品味到了信仰的芬芳，并从中汲取了一往无前的力量。

殷忧启圣的赤子之心，是红岩精神的时代映照

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以破坏《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135名共产党员，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这次党组织遭受的重大损失，客观上是由于《挺进报》的冒进，但最大的破坏还是来自于叛徒的出卖。徐远举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共产党员罗广斌被捕后，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和他以前的领导张国维同处一室。张国维叮嘱罗广斌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若有朝一日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报告。于是，一场总结经验教训的“大讨论”在黑牢里秘密展开，江竹筠口头拟了一份讨论大纲，内容包括“被捕前的总结”“被捕后的案情应付”和“狱中的学习”。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刘国志、王朴、陈然等，多次进行深入讨论，对重庆党组织遭受的重创痛心疾首，对失败的教训深刻反省，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寄予深情厚望。因为罗广斌曾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他得以利用放风等机会和大家交换意见，这使得狱中意见成为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集体意见，反映了真实的斗争情况。

大屠杀的火光尚在燃烧，罗广斌和10多位难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冲出了白公馆。为了把难友们的嘱托真实报告给党组织，脱险后的罗广斌奋笔疾书，凭借记忆整理出同志们的狱中意见，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报告的精华就是著名的“狱中八条”：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鲜血书写的忠诚，是烈士们“最后的嘱托”，也是留给后人求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警示录。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一次重温“狱中八条”，都是一次与烈士们跨越时空的对话。

“狱中八条”的生命力正在于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中第1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和第6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与我们党强调抓住“关键少数”，从严治党、强力反腐的方略不谋而合。

70多年前，红岩的英烈们面对的是生死关、拷打关、收买关，他们“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生逢伟大的时代，如何面对重大风险考验，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回望历史、思考现实并认真作答的时代课题。

红岩，是一块磁铁，把力量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红岩，是一座基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础。

红岩，是一盏明灯，为迷雾中的人们指引着希望，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红岩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汲取信念力量、恪守初心使命，必将永远鼓舞每一位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