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征程上的伟大转折

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是一栋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8日，根据遵义会议上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遵义会议严肃、理性、系统地思考并讨论了“仗要怎么打、路往何处走”的问题，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遵义会议不是一次会议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是经过一系列会议，在既团结又斗争，既民主又交锋中达成共识的。从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都是中国革命道路这个伟大转折的有机组成部分。遵道行义，领悟精神，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从遵义会议这次伟大转折看党的百年征程，我们党的大智慧从何而来？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革命成功的奥秘在哪里？遵义会议精神对新时代又有怎样的启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红军为什么要离开苏区？为什么要去长征？原来，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前四次“围剿”失败后，紧接着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此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靠边站”的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不懂军事的博古、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李德生搬硬套，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以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结果使红军日益陷入险恶的形势。于是，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始实施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伊始，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央红军。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到哪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败的责任全推到红军指战员的执行上。残酷严峻的局势，使越来越多的指挥员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进，有敌人“围剿”；退，无根据地可守。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勇敢地站了出来。在中央纵队，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同行。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商量解决危机的办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县城召开负责人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毛泽东列席会议。这是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他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他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胡家商铺召开黎平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更改。毛泽东反对博古的意见，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到达瓮安县猴场。1935年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结果，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除了独断专行的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提出中央红军应放弃北上、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转移的建议，一开始并没有获得采纳。在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之后，中共中央才决定向黔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三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以高超的斗争策略，巧妙的斗争艺术，既修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既化解了风险，又统一了思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情报工作的特殊帮助，巧妙地调动敌军，从而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遵义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只有遵实事求是之道、行民主团结之义，才能做出正确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极度危难之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丢了，一路上被动挨打。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转移？经过什么地方？路有多远？这些都不清楚。血战湘江，党和红军陷入极度危难之中，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红军将士坚信“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旗帜一定能达到”。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遵义会议《决议》坚定地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决议》发出“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豪迈号召。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一曲《长征组歌》，是红军将士理想信念的深情礼赞。陆定一在《珍重》一文中写道：“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伦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我们也将胜利，也将‘靠岸’，也将停下脚来，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字里行间，红军官兵坚定的理想信念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习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长征途中，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从来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他们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遵理想信念之道，行务求必胜之义。正是凭着对崇高革命理想的矢志坚守，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党中央和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红军长征才得以转败为胜，中国革命才得以在曲折的斗争中赢得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化险为夷，砥砺前行。

2021年4月25日，习主席在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深刻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居然成功了？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

抚今追昔，遵义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从偶然性来看，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因而从长征一开始，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就失去了联系。但从必然性来看，经过14年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若干年后，张闻天曾在台历上抄录了列宁的一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一句“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体现的正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的遵义会议精神，也是用鲜血和生命、牺牲与教训换来的真理。因为“肩膀上长回了自己的脑袋”，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通过遵义会议才迅速找到胜战的秘籍，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在遵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扔掉“洋拐杖”，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央红军5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国革命终于尝到了独立自主带来的胜利滋味。196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习主席强调指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历史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历经艰难曲折、跨过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踏上了新的征程。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鏖战腊子口……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立刻呈现出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朱德曾赋诗曰：“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遵独立自主之道，行敢闯新路之义，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才能科学应变、主动应变，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不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习主席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熟悉遵义会议历史的人们都能懂得，这短短的一首诗，既写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卓绝，也写出红军的壮烈牺牲；既写出红军长征被迫“举国迁徙”的危机，也写出共产党人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转机；既写出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也写出革命的伟大转折。这首名为《七律·历史转折》的古体诗写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时，作者名叫伍修权，时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伍修权从悲痛、彷徨、郁闷到欣喜、自信的心路历程。

遵义会议是增强党组织原则性、战斗性的典范。遵义会议前，党内生活不正常，有的人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等。遵义会议重新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专断，充分发扬民主。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摆脱“左”倾路线，顶住压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参会代表人人发扬民主作风，充分发表批评意见，最终形成决议，取消“三人团”等，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和维护集体领导的优秀品格。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也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小平曾这样饱含深情地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开始逐步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和核心，有了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中国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遵维护核心之道，行集体智慧之义，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给了我们深刻的昭示：一个成熟的具有核心领导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