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红楼”正青春

一批青年，引领时代的思潮；一所大学，影响国家的走向；一栋建筑，记录岁月的风云。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这座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

北大红楼，是我国最早烙刻下红色印记的地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一批引领时代风潮的先行者，在这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一件又一件扭转历史进程的事件从这里发轫，汇聚成改写中国命运的滚滚洪流；《吾人最后之觉悟》《文学改良刍议》《庶民的胜利》……一篇又一篇气势如虹的“檄文”在这里发布，将传统文化中的陈旧与腐朽逐一击溃；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股又一股的思潮在这里交锋，一番“激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中国前进方向的指路明灯。

屹立在旧传统与新文化的交汇处，北大红楼见证着中国近代史上最值得铭记的时刻之一。那时，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惊雷”劈下，浸润在新文化、新思潮中的数千名北京青年学生发起集会、发表演说、发动游行，掀起一场发展到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时代的追光灯投下，青年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传播新思潮，孕育“新青年”

矗立在北大红楼一层大厅中的蔡元培塑像，将一段激情澎湃的岁月推送到五四印记的寻访者面前。

1916年，红楼初建时，26岁的李大钊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刚刚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辍学回国；34岁的鲁迅已经入职教育部；36岁的陈独秀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忙于每一期《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志在以文字敬告广大青年，崇尚科学，积极进取，造福社会，保持个性与自由……

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他们，是新思想、新文化最早的吸收者和探路人。反抗陈腐、追求进步，完善自我、唤醒群众，他们将家国重任与自我实现融为一体，在时代浪潮中探索国家命运的前路、寻找个人行进的方向。

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发给蔡元培的一封电报，改写了这些“青年”的人生轨迹，也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电报中，范源濂邀请正在法国从事学术研究的蔡元培返回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蔡元培赴任后，以整顿文科为发力点，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消除陈旧观念、引入先进思想的综合改革。将具有丰富学识、革新意识的人才招至麾下，是改革重心之一：入职第9天，蔡元培便“三顾茅庐”，邀请因宣传新思想而闻名于世的陈独秀前来担任文科学长；与李大钊结识后，他又邀请李大钊前来担任图书馆主任。此后，聘请马寅初任教务长、聘请钱玄同任文科教授、聘请刘半农任预科教授、聘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教学阵容迅速建立起来。

北大红楼，自建成之日起便是北京大学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展示新文化运动历史风云的纪念馆。悬挂在展厅中的油画《北大钟声》，记录下这一段招兵买马的历程、这一场星光熠熠的盛景：陈独秀手持《新青年》杂志站在蔡元培身后；鲁迅高举自己设计的北大校徽；不少教授仍是长袍马褂，有些教授已经习惯了身着西装……

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全校教授平均年龄只有30余岁，不满30岁的年轻教授亦屡见不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蔡元培提出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愈加浓厚，教授各展所长、学生积极活跃，进德会、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马尔克斯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各类社团不断涌现；多数师生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北京大学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注：李大钊，字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目的是欺骗警察，使他们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理论的，也就不会干涉了。这个学会最初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主要举办一些讲演会。”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的追忆中，马克思主义学说从1918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北大的秘密传播。

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等，都是在北京大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青年学子。“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1920年，26岁的邓中夏创作诗歌《过洞庭》，表达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亢慕义”，是“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是邓中夏等青年学生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搜集、整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邀请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研究名家前来讲座，走入群众中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青年学子们的活动，使亢慕义斋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实验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党在北京的第一个支部就设在北京大学。在亢慕义斋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研究会青年学生，多数都加入党组织，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

100年物换星移，亢慕义斋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如今已经被当代老百姓热气腾腾的生活包围，成为隐藏在北大红楼附近巷陌间的文物保护单位。而常年在这里举办的“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光辉起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主题展”等展览，则不断将被时光推远的历史拉回。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拍摄的合影中、在封面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德文版马列主义经典文献上，青年学子们意气风发的脸庞、热情思辨的姿态定格为永恒。那时的他们，期待在思潮的碰撞间寻觅到国家富强的真理、探索出民族复兴的道路。沿着他们迈出的足迹，后来者奋斗不止，他们对民富国强的盼望，一步步变为现实。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认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摇篮”中的养分，来自校长蔡元培以改革营造的自由、包容校风，来自一批敢于革新的优秀教授将新思想、新文化植入青年学生脑中，来自青年学子以北京大学为“据点”不断吸收新知识、练就硬本领的自我成长和对时代责任的勇于担当。在五四精神的生发处，以北大红楼为“根据地”推动的新思潮传播，孕育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

高举新旗帜，追求新理想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发表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将国家的隆盛寄望于新鲜活泼的青年。为此，他向有志青年提出“六义”，期盼以青年的新生力量“代谢”掉旧社会的陈腐朽败。

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中，藏着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模样。青年学子在各种思潮间汲取能量，一砖一瓦地搭建起自己独特的精神领地，国家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才有源头活水。走过北大红楼修缮后的主题墙，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潮、新文化引路人的肖像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进步刊物的名称共同雕刻在石板上。这些刊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也是青年学生探索的实绩。

1917年，当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带到北京，“安家”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中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就已经呼啸而至。李大钊﹑鲁迅﹑刘半农等倡导新思想的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阵营，《狂人日记》《人的文学》《庶民的胜利》等一篇篇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文章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投石击水，荡起涟漪千层。关于民主政治、爱国救亡、科学真理、文学革命等的思想交锋，席卷社会各界。

为争夺思想激战的“最高峰”，青年学子们组织起来，成立学会、建立社团、创办刊物，以科学为旗帜，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奋力求索。

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新旧思想交锋、各种思潮交汇的时代，会员们在论及“中国向何处去”时，常有观念分歧。邓中夏积极协助李大钊将团体打造为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组织。为此，他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亲自草拟研究方法和题目。他的社会主义研究计划，全文发表在《少年中国》月刊上；“马克思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义”……10余个研究题目中，有敢担家国重任的志存高远，也有勇攀理想高峰的刻苦钻研。

由青年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的新潮社，社址位于北大红楼一层图书馆内。蔡元培亲自题写的刊名在展览中陈列、在墙壁上铭刻；李大钊提供的活动场所，至今依然定格在五四前夜的陈设。《新潮》月刊以《新青年》为榜样，为新道德、新文学呐喊、助威。“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在社员对办刊理念的普遍认同中，《新潮》月刊成为文学革命的主阵地之一。在这里，叶绍钧、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关心群众疾苦、探求真理道义、使用白话创作的青年作家成长起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幼苗开始破土、萌芽。

五四时期的北大红楼中，在《新青年》影响下创办的进步社团与刊物，还有《每周评论》、国民杂志社、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善于针砭时弊的《每周评论》及时配合形势变化宣传革新思想，“国内大事述评”“国内劳动状况”“随感录”等栏目中，承载着青年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普通民众的情怀。在国民杂志社，青年学子将对祖国的热爱凝结在《国民》杂志中，“增进国民人格、研究学术、灌输国民常识、提倡国货”的办刊宗旨，是他们对与国民同进步、与国家同富强的期盼。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们，更是自觉承担起“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重任，加入社团的100余名北大青年走街头、进工厂、入农村，宣传讲演先进思想，推动了青年学生在群众间影响力的高涨。

奋进与求索、激情与热忱，皆是青春的面貌。北大青年的青春，留存在校报《北京大学日刊》和学报《北京大学月刊》中。翻开报纸，青年们追求科学、谋求进步的事迹比比皆是：热心革命事业的邓中夏，也是一名热爱学习的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的一次英语考试中，他曾获得91分的好成绩；在北大建校25周年之际，朱务善组织青年学生开展了一场关于政治时局的“民意测量”，他为此而撰写的文章《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被《北京大学日刊》全文登载；毛泽东将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思索撰写成文章《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朋友邓中夏，被邓中夏拿到《北京大学月刊》发表……

陈独秀寄语青年，要独立自主，要积极进取，要科学务实，要眼光开阔。在北大红楼的门窗桌椅间，青年学子苦读、思考、辩论、讲演，奋力吸收科学知识、探求进步思想。人生价值在坚持不懈的砥砺前行中实现，远大理想在脚踏实地的不断努力中靠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最强劲的“生力军”，当青年个体的“小我”汇聚成国家民族的“大我”，当无数青年在奋勇逐梦中将希望传播，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根基早已牢牢扎下。

汇聚新力量，开创新历史

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画卷，北京青年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城楼下，北大学子高悬起“还我青岛”的血书，教育界人士被发动、工商业者被发动、普通群众被发动……蔓延至全国各地的五四爱国运动，是最气势恢宏、浓墨重彩的章节之一。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初，意在启蒙思想，而非涉足政治。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早期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和参与者，所提倡的也只是以民主与科学、新道德与新文学重塑国民思想、涤清社会风气。而家国危亡之际，思想文化无法独善其身，于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每周评论》出现，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结起来。

《劳工神圣》《两团政治》《除三害》……在《每周评论》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或关怀工人生活，或揭露军阀真面目，或宣传世界革命胜利成果。北大红楼主题墙的浮雕上、展厅陈列的图片中，“北京学生对于陈独秀被捕之表示”“全国校友会请释陈独秀电”“工业协会请释陈独秀”等文字清晰有力，那是陈独秀因发放反帝爱国传单而被捕入狱后，青年学生和工人“揭竿而起”的营救。

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第一版头条刊发题为《山东问题》的报道，将5月4日示威游行的始末还原。“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北大学生杨振声对这一天难以忘怀。

杨振声是因参加游行而被捕的青年学生之一。5月1日，上海《大陆报》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新闻刊出；次日，蔡元培召集100余名北京大学学生班长和代表开会，将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行径明确告知。北大青年行动起来，密集召开会议，紧急商讨对策。5月3日，在蔡元培得知代表团已在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当晚，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召开。会场上，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会后，许多青年彻夜未眠，做出数百面旗帜，为游行助威。这一个夜晚，至今定格在学生社团新潮社的活动室中：白地黑字的旗帜在房间里散落，“还我青岛”“誓死力争”等字样依然可见。

5月4日，北大青年高举旗帜，走出校门，向天安门行进；在那里，他们将与北京10余所学校的数千名青年汇合。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抵达东长安街，进入曹汝霖官邸。熊熊烈焰燃起，警队赶到，将杨振声、许德珩等20名北大青年逮捕。此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从天津到湖南，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铺展开。

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运动，青年学生是先锋队，人民群众是主力军。运动中，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操激发出来，民主自由的力量汇聚起来。从此，中国革命的历程告别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时代，进入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新时期。

北大红楼主题墙以“曙光”定义新文化运动发展至五四运动的光辉历程：“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引向深入，唤醒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酝酿并最终引发了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又促使新文化运动走上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并使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历史的新一页掀开，民主革命的列车驶入新轨道。百年以后，当人们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发源时，依然庄严屹立的北大红楼，记录着鸿蒙初辟时刻的点点滴滴。风雨如晦的年代远去，如今，她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永远缅怀着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们筚路蓝缕的激情岁月和北京大学青年们敢为先锋、砥砺奋斗的无畏精神。

五四运动，是热血青年站在历史聚光灯下的时刻，也是爱国青年思想觉醒后为救亡图存而吹响的战斗号角。新中国成立后，纪念这场运动的五四广场，在我国许多大学校园中建起；它们是对这一时刻的铭记，是五四精神的火种在全国播撒的印记，也是对新一代青年勇担重任的殷切嘱托。

青年，是新时代的建设者，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书写者。五四时期的青年，走过崎岖道路、点燃革命火种，最终将繁荣昌盛的时代交付到当代青年手中。行走在前人铺就的坦途上，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是历史托付给当代青年的神圣使命；永葆爱国初心、永远积极奋进，让五四精神薪火相传，将更加灿烂光明的时代交付给未来的“新青年”，方能不负时代所托，使光辉永续、青春长青。

（《人民周刊》2021年第8期）